，双眼在模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惨啊！真惨！”他说。“没看过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地就失守了。他们应该看看我军的尸体，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这种战争还能叫失守吗？我们输了城池，但可没输这一仗。敌人的卡车、坦克和步兵连穿过河西务。我们得坚守河西务，好保卫公路。我们只有两旅人，后援又断了。我们明知会输，还是打下去。敌人轰大炮，铁鸟也在空中飞翔。炮弹太密了，躲都没有用。没有一个人退缩。两个钟头后一旅全军覆没，后来另一旅也完蛋了。如果这还不算打仗，我简直不知道打仗是什么了。你能说我们失守吗？我们的弟兄硬是不肯逃。我从未看过一天死那么多人。冠县也一样。整营人死光了，却没有一个人逃走，真是血肉敌钢铁。你还能说我们军队没有尽力打吗？”

    现场并没有人说士兵不尽全力打，但是队长继续反驳他想象中的苛责。

    “我们挡住了敌军的侧翼，使涿州的我军能够安全撤退。我昏迷不醒一段时间，等我醒来，天已经黑了，我挣出同伴的尸体堆，一路由战场爬回来。”

    第三天，向导奉命回去，驴夫也不肯再走了。“河西务是坏地方——日本兵太多啦，”有一个驴夫说，“我靠这头畜生维生。万一日本兵或保安队把它收去，我怎么办呢？我该向谁去讨价钱？”但是老彭答应给驴夫每人五块钱，看在这笔大钱的份上他们同意走到河西务。队长说他们可以在午饭后再出发，而且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竟说要陪他们走。

    “你们若有钱，我可以安排保安队一路送你们到天津。”他说。

    “怎么可能呢？”梅玲问道。

    队长大笑说：“他们只要钱。你们可以搭他们的船直下大运河，不必走路。”

    “那你又何必亲自来呢？你不能派一个向导跟我们走吗？”

    “我要去办事。你们若有兴趣，好戏在后头哩。”

    “你是说打日本人？”梅玲问他。

    “还有谁呢？”队长怀着高兴、不要命的表情，用正要说出大秘密的得意口吻说。“我们要去救几个女人。”

    “什么女人？”

    “中国女人哪。还会有谁？离这边三十里有一个村庄。日本兵抓了十个女人，用铁线穿住她们的耳朵，排成一串，带出村子。过去在这条路上，村民常玩一种把戏：散漫的日本兵会到村子里要女人。村民交出几个妇女，带敌人进屋，等他们污辱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年轻男人就夺枪杀死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再这样了……喔，这次这十个女人被带出村子，三天前架到日本军营去，她们的丈夫和她们都很害怕。村里的族长来看我，要求枪支。我问他们日本兵有多少，他们说一两百人左右。我叫他们静候观望，昨天他们报告说，有连兵向南迁，女人还在那里，留下五六十个日本兵。你们今天晚上会看到一些行动，一种流血的行动，旅长的侄女也在里面哩。”

    他说话当儿，梅玲的脸色红一阵子，玉梅咒骂说：“鬼子他娘的！”

    “但是日本兵不会再回来吗？”老彭问他。

    “会，”队长静静说，“他们会烧村子。不过这是战地的生活。你若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你，到了这一地步，谁还有时间考虑后果呢？”

    老彭关心他所照顾的两个女人。

    “你们会平安无事，”队长说，“战场距村庄有十五里。只需等我们的人回来，听听消息，然后赶快上路。两位小姐应该好好改妆一下。”

    “我不改妆。”玉梅说。

    午餐后，他们马上出发，穿过无垠的玉米、小麦田和泥土屋，傍晚到达那个小村子。

    四处闹哄哄的，邻近的村庄集结来三百个男人。大家都拿着木棍、铁钳、长柄叉和斧头。大约有三十个人带了大刀，是二十九军撤退时留下的。他们正站在刀石附近磨刀子，磨刀工大吼说：“白刀进，红刀出。来，我免费替大家磨。”有几个拿大刀的人臂上挂着“敢死队”的字样。老彭听说这些人大都是被俘女人的丈夫、兄弟和儿子，还有几位志愿军。有十来个人穿着日本兵身上剥下来的沙棕色制服。十五六个青年携带步枪，包括有老式的滑膛枪。

    队长走过街道，民众一阵欢呼，他比别人高出一个头，左边空荡荡的袖子一路拢来拢去。他召集各村兵勇的负责人，叫大家到庙场集合，集结在一起。然后他随敢死队到王旅长家，敢死队青年大都是族长的孙儿或侄孙。一行人在大庭院里解散聊天，梅玲和玉梅则被带到屋里去。

    族长年过六十，留着稀疏的白胡子。他是地主，也是村里的仲裁者。村里很少人和他没有亲戚关系，他的话就等于法律。今天晚上他宴请敢死队和邻村的长者。打从帝制时代起，他就不曾募集村民打过这样的仗。这有如家族战争的前夕。他来到聚集的院落，欢迎队长，并说：

    “罗大哥呢？他怎么不在这呢？”

    有人回答说，曾在街上看到他。

    “去找他来。”

    “你最好还是请他来吧。”一个亲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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