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后面的驴夫表示意见说，“现在他们叫年轻的女孩子‘先生’。连女人也可以叫‘先生’了。”

    “我就这么说嘛，”玉梅又说，“我说女孩子‘出嫁’，她们说这样也不对。我说‘杯子破了’，她们说‘杯子被人打破了’。我说杯子破了就是破了嘛，她们说了一些我不懂的话，又说外国人对‘破了’和‘被人打破’分得很清楚，我生气了，就说我何必管外国人说什么呢！我一辈子都说‘杯子破了’，如果她们不喜欢中国话，她们可以不说。我再也不敢和她们说中国话了。”老彭很感兴趣，就问她：“她们教你‘出嫁’要改用什么？”

    “李小姐说，我应该说‘结婚’。我问她理由，她说现在男女平等，我说‘出嫁’就表示男女不平等，是女人嫁出去，我应该说‘结婚’，表示男女结合。她们之间和我老是谈‘女权’，‘女权’是什么？”

    “女人的权利——和男人平等。”梅玲解释说。

    “她们也这样告诉我，我以为‘拳’是‘拳头’哩，我就说：在乡下，你不必谈起女人的拳头。我们乡下女人的拳头向来很大，可决定我们和男人不平等。”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包括向导和驴夫，笑得最厉害的是老彭和梅玲。

    “你和她们在一起多久了？没来这儿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梅玲问她。

    “我们一直跟游击队走，三周前我叔叔才跟孙将军的志愿兵到南部去打仗。我替士兵烧饭、缝衣服。”

    “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谁还有家，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里，而没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日本人一来，女人就先走。如果日本人过去了，男人就来叫女人回家，如果日本兵把家烧了，男人就来参加女人的行列。”

    “你是说难民还是讲游击队？”

    “没有不同啦，”玉梅说，“难民和游击队都是被逐出家园的人，如果他们能打仗，就算游击队。他们不想走远，谁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园呢？有办法的人用武力保卫家乡，妇女和老人都跟他们走，等他们必须逃命，他们就变成难民了……我们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里？如果他们回来了，往往发现家园被烧，牛、鸡、猪全不见了，只有老狗还在。我们经过昌平的时候，看见路上布满鸡毛、鸡爪和鸡头，不小心还会踩到内脏。还有家畜的尸体、猪脚、羊头，有一次我看到一头牛的头部和肩膀——真怕人——血肉都发臭了。日本人吃不下整只家畜，就丢在路上——简直滥杀滥糟蹋嘛。如果肉还没臭，是好肉，我们会切下来煮。你想我们乡下人的感受？那是我们的鸡、猪，他们不是——偷我们的吗？有些农夫被迫将未熟的谷物割下来，因为田里是藏枪手的好地方，然后等他们毁了作物，日本兵就把他们枪杀。喔！如果我们活不下去，谁不加入游击队呢？”

    “嗬！”有一个驴夫说，“由这儿到天津，整个乡下都充满我们的自卫团体——我不知道有几万人。有些团体比较大，像孙殿英的游击队，裘奶奶的组织和八路军——这些装备比较好。还有些留在村子里，有枪的人就拿枪出来当义勇兵。现在谁不恨日本人？嗒——嗒嗒！”他鞭打着毛驴。

    现在他们走出一个山头，再度能够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墙。天上云层密布，不过远处的城市那一边却有太阳照耀着。他们看到五里外的夏宫，还有一道绿水环绕着柳树间的乡村。远处的北平像一座公园，盖满翠绿、姹紫和金黄的颜色，宫殿和塔楼的屋顶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梅玲跳下来看手表，才十点钟。玉梅由驴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铺在一块岩石上，对老彭和梅玲说：“老爷、小姐，你们若不嫌脏，就坐在这上面。对你们来说石头是太硬了。”

    “我们没关系。”老彭说。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

    “看那边，”老彭指着城市说，“发光的圆屋顶，那就是天坛。”

    梅玲静坐着，睁大眼睛看远方。她这样坐了几分钟，直到向导来叫大家出发。

    老彭扶她起来，平静地说：“博雅没事啦。”

    梅玲抬眼看他，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发窘。

    他们下山后，路很好走，只在通清华的林荫道上看见几个傀儡警察。他们吃了一顿麦饼和面条当午餐，就横过铁路，向通州的方向走。梅玲不时跳下驴背，改用步行。他们来到码头镇一家农舍停下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他曾在军中当过上尉，大家还叫他“队长”。他在河西务战役中断了一条手臂，奉命在家乡地区组织游击队。驴夫把行李卸下，将毛驴拴在院子里，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老彭、梅玲和玉梅都累了，一锅红糖煮蕃薯也只有饿着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现在是农夫打扮，人很诚恳，坐下陪他们喝上一杯。他姓上官，是罕有的名姓，他说他是上官云祥将军的亲戚。他谈起附近的情形，对河西务之役津津乐道，那次有两旅中国兵被炮火和炸弹消灭了。美女当前，他似乎比平常更爱讲话。梅玲已经把帽子脱下，乌溜溜的卷发披落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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