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早，在庙门口聚集。向导和两头驴子已站在庙墙下。军官和老彭说话，梅玲和玉梅走出来，玉梅一手提她的行李，一手拿自己的铺盖，他们看到梅玲戴着毛边帽，耳罩低严在双耳后面，不觉笑出声来，她没有化妆，但是皮肤仍然很光滑，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似的，灰棉袍男女通用，但是她丰满的臀部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尤其她又站得直挺挺的。

    “我看起来如何？”她微笑着问大家。

    “像富家的儿子么？”老彭说，“我想你可以混得过去。”

    玉梅忙着把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她的臂腿都属于乡下劳动妇女的一型，结实、黝黑而坚硬，她帮忙用绳子捆行李，动作也很快。

    军官向老彭指引道路：“走山路到夏宫的寿山，别往城市走，一直向东，在大学附近穿过铁路，在码头镇过夜，离开夏宫后，一路都是平地，很好走，这段路日本人不多。但是一靠近河西务，就要小心些了。向导会带你去见我们的同志。但是你必须一路和我们自己人在一起。”然后他要向导带回河西务同志的口信。“如果是急信，就接力传回来。”他又说。

    “什么接力？”老彭问道。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信差系统。一件消息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传到五十里，一根特殊的棍子会随口信送出，指明消息应该在某时刻到达某一地点，通常都做得到，村民自动逐城传过去。”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家扶梅玲爬到那头没有装货的驴背上。老彭和玉梅走路，后者带了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她的衣服和梳子，除了破旧的被褥，这是她唯一的财产了。

    他们开始走下了石阶。驴子在路滑的石道上挑路走。梅玲觉得驴背扭来扭去，有些害怕，身子愈来愈往前倾，最后整个人趴在驴的双肩上。

    “喔，我要摔下来了。”她大叫说。

    她穿了腿鞘，不过现在她腿露了出来。

    “石头路上驴子不会滑跤的，”老彭说，“不过你得往后坐——并且要把身子遮好。”

    梅玲很不好意思，小心翼翼把棉袍遮好。

    道路一山连一山，放眼望去尽是高大的山脊，驴夫照例是最好的伙伴，他们快快活活聊天，又能对一切玩笑置之，他们的事业就是赶驴子，赚一顿饱饭，到达某一个目的地，接受来临的一切，晴雨不改。他们的肌肉和驴腿一样走惯了山路，像岩石一样的健康、坚硬而黝黑，也像一切靠阳光和空气滋长万物，充满了生机。刮伤或瘀伤会自然痊愈。他们随驴子前进，足尖开展，稳稳地踏在岩石上。他们的生活像西山一样贫穷，忧虑也不比山中的树木多。

    “西山很大。”梅玲惊叹说。她在平地生长，只见过孤零零的小山。

    “你以前没见过大山吗，姑娘？”驴夫问她。

    “没有。”

    驴夫和向导不觉嘻嘻笑起来。

    “你见过大山吗，玉梅？”梅玲问道。

    “还有更大的，在长城附近。”

    玉梅和驴夫一样，现在正得其所哉。她开始把梅玲当做新潮派的女学生之一，那些人的言语态度她都无法了解，但是第一次携手散步后，她发现梅玲比较像她以前见过的太太小姐们。她羡慕梅玲的毯子、手提箱、梳子和精巧的玩意儿，现在她以身边的行李为荣，也以东西的主人为荣。她在驴子身旁疾行，专心看护行李，不让东西滑下来，挂在驴子身旁的橘红色黑条毯子似乎深深迷住了她。梅玲看到她沉默又羡慕地注视着那条毯子，不时用手轻摸两下，喃喃自语一番。充满砂砾和岩石的路似乎一点也难不住她。她以自在、快活的步子行进，又快又稳，不断就近和驴夫讲话。以乡下姑娘来说，她不算难看，只是牙齿没长好，不能完全被嘴唇包住。她的头发梳成一个旧式的圆髻。梅玲骑着驴，想到她的情况，就问她：“你能跟得上吗？”“这不算什么，”玉梅答道，“如果有扁担，我还能扛行李哩。在军中我得背铺盖走。”然后她开始聊起来。“小姐，我是乡下女孩，我不懂庙里的那些女学生。我叫李小姐‘小姐’，她很生气，不准我这样叫。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能了解你，但不能了解她们。她们讲的简直像外国话。我说‘老婆’她们都笑我，我问她们该怎么说，她们说一个人的太太要称为‘妻’。我说我从来没听过，她们说是我不识字的关系。我说‘老婆’有什么不对，她们说这样是瞧不起女人。我说‘太太’呢，她们说的我根本听不懂，一直说我‘封建’。‘封建’是什么？”

    梅玲无法向她说明“封”就是“潘国制度”，只说是“保守”或“老派”。

    “那她们为什么不说‘老派’呢？郑大哥和他太太在那儿的时候，我叫他郑大哥，叫他太太郑大嫂，她们说我不应这样叫，要叫他‘同志’。我不明白我们农家的话有什么不对。大家都是叔叔、婶婶、大哥、大嫂——全世界都像一家人。郑大嫂走后，我就没有一个人可谈了。我是听你叫那位先生‘彭大叔’，我才敢叫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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