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您是因为他们那辆车仍放在停车场上。”

    “这可奇了。”我告诉他，“你敢肯定是他们那辆吗？”

    “嗯。”他回答道，“我肯定，一定是他们的。他们停车时，我碰巧看见了。”

    “这可奇了。”我重复说。我身上那个刺花纹开始剧烈地疼了起来。

    “说实话，”他说，“我希望您能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他停顿一会儿，“但我猜，您不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那个男的信用卡上的名字是伦纳德·潘伯恩。要是明后天他们还不来取车的话，我想我就得去检检他们的VISA卡了。”

    “我想你是该去检检。”

    “您不知道那个女的叫什么名，是吧？”

    “她的确告诉我了，可是，你知道，如果现在我能想起来的话，我他妈的就不是人。如果我真的想起来了，就挂个电话给你怎么样？他的名字的确叫潘伯恩。”

    “马登先生，真抱歉，一大早就打扰您，但这种事也太少见了。”

    就指望这个了。挂上电话后，我怎么也不能从苦苦的思考中挣脱出来。每个念头都朝那片森林里跑。找出来！但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我就像个得知患了精神病的人一样。这种病只能靠从五十英尺高的悬崖上往水里跳才能治好。“不，”他说，“我将躺在床上。我宁可去死。”他在包庇什么呢？我又在包庇什么？但是，恐俱使一切都变得可怕起来。好像我在梦中得知，鬼城里最最坏的恶毒行为都聚集在特普罗林中那棵树底下。它们能不能钻进我的心里，要是我回去的话？那就是我的逻辑？

    我坐在电话旁，惊恐万分，与肉体的痛苦一样可感触到。我的鼻孔比脚还凉，肺里烧得厉害——我开始重新让自己平静下来，这和体力劳动差不多。多少个早晨，我吵吵嚷嚷地吃完早饭后，一头钻进我那间位于最顶层的小屋，在那儿，我俯瞰着海港，试图写点东西。我学会了每天早晨怎样分开我生活中的所有残骸，就像从一碗汤中撇出不能吃的东西一样。这些残骸可能会影响我那天的写作活动。所以我有凝思的习惯，我是在两个地方养成这种习惯的，一是在监狱，二是在自己家。我学会了在家里，每天早晨，无论我妻子吵闹得多烦人，我都能工作下去。我能和我的思路朝同一方向发展下去。假如我眼前的大海狂涛四起，这没什么，我知道，要是没有其他事，现在我就必须去回想一下我父亲，而不是去问什么没有答案的问题。“别试图去想你想不起来的东西”一直是我恪守的座右铭。记忆力与性机能一样，玩命去想你想不起来的东西——无论这种需要是多么紧迫——就好像姑娘在你前面叉开大腿，可你那件东西——那条倔强的野狗硬是执拗地不动地方。你就得放弃这次艳福。我有可能想得起来，也有可能想不起来两夜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会等着，但暂时我不得不在我那恐惧的周围修筑一道围墙。所以，对父亲的每一回想，都像是块安放得很是地方的大石头。

    于是，我又想起往事来。我知道心情平静的原因是默想着对父母的热爱，无论这种爱是多么令人苦恼。由于今天早晨我为自己倒了杯酒，作为我称之为合法的镇静剂，又由于我来到了三层楼上的那间书房，在那儿，我过去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观赏海湾的景色，所以我想起了有关道奇，“大麦克·马登”的传说，并冥想着他给他，给母亲和我带来的巨大损失。因为从他的个头和块头来看，他给我们的东西很少。可以告诉你，我父亲的很多东西在他见到我母亲以前就已失掉了。这是我小时候，从他的老朋友的谈话中听到的。

    我记得，他们过去常常到我家来看他，一来就是一下午，然后再到他的酒吧去。当时我们住在长岛。因为他们都是些码头工人，有些人和他一样以前都在码头干过，几乎个个都是大块头。只要他们一站起来，我母亲那间不大的起居室，就像一只装得太满，马上就要翻了的小船。他们一来可把我乐坏了。从他们那儿，我左一遍右一遍地听到我父亲那伟大的历史。

    几年后，有个律师对我说，要是两个证人所讲的都一模一样，那你就是在听一个谎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关于我父亲的传说中一定有很多是真的了。十个人讲的十个样。但他们都会讲到：三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当时，意大利人把爱尔兰人从码头工人工会的领导席上赶跑了。我父亲是爱尔兰人码头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正要把车停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条侧街上时，有个人从一个门口冲了出来，用45号手枪（我还听说是38号手枪）朝他连开六枪。有多少发子弹打中了他，我也不清楚。这叫人很难相信，但大多数人都说是六发。他洗澡时，我在他身上查出四处枪伤。

    那时候，他因为力大过人而名声显赫。码头工人中的壮汉子肯定是个非凡的人。可在被子弹打中的那一瞬间他肯定和科迪亚克棕熊一样有劲，因为他抬头看看那个攻击者，向前迈了一步。那个带枪的歹徒（我想，他那支45号手枪里面的子弹打光了）看到他的受害者没倒下，拔腿就跑。我很难相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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