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广阔的地带，实际上需要3师，而按照中国人的标准，需要六个师，不过我们的官僚们认为一个足够了。然而这不是全部，从阿萨姆平原到边境无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给养，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为，在地面上，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沿着羊肠小路步行，连驴子都不能通行。“

    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敲了一下桌子，桌子发出了一声呻吟，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他们被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的话震惊了。就连中将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第四师有能力控制中国人的攻势，现在看显然是可笑的。

    “我认为在这种条件下，用这种办法把部队运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高地，只能作为政治上的行动；要作为军事行动的部署，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由空运维持部署在高原的驻军，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临时安排

    费昂贵的，不应作为军事行动计划的基础。然而，常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些高地上，即使偶尔遇上天气好、允许自由飞行的时机，但是为了获得给养，需要包装、集中、拆包、分类、分配以及最后发到前沿部队，也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天气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难重重地。在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在喜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办不到地。如果具备完全的空中优势，为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够维持小股部队，如此而已。根本术可能制定一个整师部队完全依靠空中文援的作战计划。我们不是中国人，他们可以用铺天盖地的飞机将所有的补给运过去。就连抽水马桶都不落下，轻松的维持一只十万人规模地精锐部队。而我们只能指望那些老爷飞机，指望天气，指望糟糕的运输系统，这些我受够了！“”

    在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看来，印度军队的问题在于太自满和掉以轻心，在军务程序的某些方面，甚至带点外行的味道。比如，以情报工作为例。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深信目前这种窘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情报所造成，包括侦探参谋机构的程序。军事情报并不全是詹姆士}色。

    军事情报是一种辛勤努力和日常平凡的工作。它是一种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任务，它所提供的资料。对于国防各军种兵种和内政部，都具有很大地价值。广义地说，它可分为国内情报和国外情报。可称之为“反情报”，或称“公安”。这一任务。最好由警察训练的人员担任——他们在国内有正当的身份和联系，而且最后他们是情报的“使用者”。

    另一方面，国外情报不应由警察来处理；而印度恰恰是由警察来处理地。就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所知，这种制度就好像让一个业余的拳击手，面对训练有素的职业拳击手一样，十分可笑。虽然如此，作为国外军事情报的主要“使用者”——报。本来他们应该使情报的获得与使用协调一致。

    虽然国防三军首先有权要求由自己搜集情报，但是情报组织由于本身性质所决定，当然必须由文官控制：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部门，主要处理军事问题，那么，只有具备军方知识地人，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幸的是，在目前很少有部队或转业军官参与情报的搜集。现在的情况可能稍有好转，但是从整个态势看来，还没有完全达到与过去显著不同的程度。

    当然，各军种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他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属于另一不同的层次级别，他们只负责搜集“战术性的”或“直接接触”的情报，诸如前线巡逻的报告，空中拍照，信号的截取以及类似的来源。来自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的大量主要的情报必须从中央情报组织获得。只有它在海外设立机构，得以接触各友好国家的政府和在政治上、国际上接触各阶层人士的各种渠道。

    想到这里，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只能够於找到了一点导火索，可以宣泄怒火的发泄点

    “各位，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在目前，我们的中央情报组织没有提供有用的情报；或者说，他们没有正确地解释情报。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出情报局常常告诉我们关于敌人的意图和兵力，同我们在前线接触中获得的情报，在估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经常在前线地区用自己的眼睛证实这种不同。但是，情报局长漠视我们第一手的报告——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不懂得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直到最后，情报局继续用他们的估计向我们进行灌输，他们说中国不会诉诸战争以坚持他们的要求。我们这些亲眼看到他们就在我们面前进行军事部署和战备的人，却不被人们相信。情报局十分肯定，中国的方法会继续是和平的——至少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继续这样告诉我们。情报局的所有这些保证都证明是错误的，因为1917年9月10日，我的部队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这些错误。“

    少将对面的那些高傲地调查官低下了头，他们无法直视少将的眼神。同时在他们地本子上，很清楚的记录下来。少将对国家中央情报局的指控或者诬告，这些人向来擅长的是迂回的战斗，根本不会在这里硬碰硬。随着钢笔刷刷声，少将的罪恶言辞开始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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