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周佛海的关系，在南京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过了三天，已是1943年的3月下旬，戴笠通知王一心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即4月1日军统局的成立纪念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让程克祥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预料程克祥要求探望周佛海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王一心即如法炮制，一一照办。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探望周母。王一心报主任秘书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探望。看到周母生活很好，遂放下心来。

    检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原来戴笠已将周佛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去了。因为事关勾结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不留任何痕迹，只作口头报告。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宿晚餐。当时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发报机、密码本，跟你回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接着，程克祥提出问题道；“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说：“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的钞票，一律换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欢迎的。这事你可以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于晚餐席上又向程克祥说：“丁默屯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回答：“丁默屯在南京和李士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

    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戴笠对程克祥是不放心的，为了严格地把握他、另准备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屯部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在组织上南京站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负有监视牵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1人，随带密本和电台跟程克祥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程克祥临行前，戴笠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由他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了夏河策化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后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处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是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材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此较筛选，终于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给以精心安排。程克祥寿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

    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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