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占地盘。

    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滚滚而来，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烦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

    在伪特工方面，丁默屯也见风驶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长，以此靠拢戴笠。

    最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一个姓竺的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

    这封信依然落在王一心手里，检报戴笠后，对笠说：“对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汪精卫死了以后，又是汉奸政府的首脑，这事不要理他！”

    由此，汪伪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介石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不得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级汉奸后，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就连美国人也为之十分嫉妒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所领导权的纷争。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年11月，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集，回国后，全部密报给军统，又由戴笠通过中美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竟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深得蒋介石赏识。

    如今抗日已经接近尾声，到了利用周佛海的关健时刻，周母新逝，戴笠代他当孝子正是一种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7日，戴笠看到了上海方面的报纸，刊载周佛海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

    恰在这一天，从陆路走的梅乐斯、杜月笙分别来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飞抵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江西上饶，最后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浙江淳安。

    淳安是一个深藏于新安江畔浙西大山中的小镇，依山傍水，风光秀丽。重重叠叠青瓦黑脊、高高低代的白墙粉壁，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道从新安江一直伸向镇内。

    在小街两傍，一家接一家的酒肆、茶馆、杂货店、客栈、妓院，显示着一种地方上畸形的繁华。这种繁华是借助于戴笠、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用大量的走私物资促成的。

    戴笠准备就以淳安为据点，利用它做为军统局和中美所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

    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到达淳安，并在这里扎下大本营，开始布置接收工作，抓紧时间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联系，时刻等待着日本宣布投降，并如临大敌地防止新四军来接收。

    在淳安的时间里，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日期，但是，日军仿佛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日军官放言即使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

    性子急躁的戴笠耐不住了，加之离开胡蝶日久，产生了回重庆的念头，并和梅乐斯、杜月笙商量道：“在这里等也是白筹，不如先回重庆看看，再做长久计议。”

    梅乐斯劝道：“盟军已发起攻击，日本人不可能再顶多长时间，还是静心待下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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