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牌应由“孝子”跪捧，戴笠自当“孝子”，披麻戴孝，愿替周佛海尽此职责。

    马翠珍的丧事办得十分热闹排场，送葬的队伍声势浩大，鞭炮、哀乐、锣鼓一应俱全，为了能使周佛海放心，戴笠又让特务们将每一个细节拍成照片——特别是他披麻戴孝在周老太太棺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的情景由专人拍摄。

    马翠珍安葬之后，照片也冲洗出来了，恰好此时在周佛海身边工作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回渝汇报工作，戴笠将一大叠照片令他交给周佛海。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沅陵东乡杨树井人，父亲早亡，由母亲拉扯大，后留学日本，并参加国民党，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南京沦陷，重庆成为陪都之时，因为对抗战前途抱悲观太度与汪精卫假托出外视察，离渝前往昆明转道香港，参加“对日谈判”然后又一同去河内，把汪精卫公开投敌的致电带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发表。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他出任中央执行委员，权力之大，仅在汪精卫之下。

    戴笠了解到周佛海是位有奶便是奶，反复无常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便向蒋介石建议派唐生明生去策反。

    唐生明领着妻子去了南京、上海后，建议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父母等一家六口扣押起来，做为策反的筹码。

    戴笠依计而行，于1941年5月，从湖南湘潭和沅陵两地，将周佛海母亲、岳父等人解至息烽集中营软禁。

    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内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兼任数职，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身，是汪精卫之下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在相当程度上等于控制了汪伪南京政府的活动。

    扣押了周母马氏等人，戴笠马上指示唐生明以“慰问”作掩护，到周佛海的家里探听口风。

    很快，唐生明回电：老母、岳父被押，周佛海伤心、内疚之极，连日苦闷……

    戴笠接到电报，觉得大有希望，迅即改善周母马翠珍及岳父杨世荣两家在息烽营内生活条件。

    息峰营原先把马氏两家6口人分三处拘押。马氏和亲家母、女儿关在义斋；杨世荣关在忠斋；周佛海的妹夫关在平斋。

    戴笠指示在息烽营另建一处新屋以便两家人同住一起，每月发给丰厚的生活费，准许自由起伙，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称马氏为“周老太太”。

    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名医为之治疗，费用由军统报销。重病时，戴笠亲自探望。

    条件成熟了，戴笠于1942年2月初，指示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用马翠珍的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书：我儿，我们一家现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戴先生对我们很照顾，问寒问暖……自古忠孝不两全，我亦望儿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万不可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丢脸，切切！

    忠奸不两立，

    生死莫相违；

    知否渝中母？

    倚闾望子归！

    母：马翠珍字

    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到息烽营征求了马翠珍的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香港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上海二区，再由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

    信发出后一直没回意，直至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人来到重庆枣子岚垭漱中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当时，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到消息，指定王一心去接谈。在接谈中，知道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讯员，南京沦陷后，他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入蓝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亲去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名义，将程克祥押解到周佛海公馆。程克祥被提到周公馆以后，周佛海并未审问，只将他留在公馆以礼相待，有时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谈谈。这样一住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思，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意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程克祥答应了，所以从南京来到重庆。

    程克祥说完，掏出周佛海的信来。王一心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手笔，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王一心回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知道程克祥确是军统南京区情报通信员，于是将经过情形签请毛人凤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并不是正正规规的一封信，而是日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上面用毛笔行楷，只有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王一心在呈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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