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以就地枪毙，然后撤退。直到12月5日，日军国不明中国军队虚实，主动后撤，戴笠才松了一口气，并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庆祝所谓“黔南大捷”，以欺骗国内外舆论。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年底。邓葆光完全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他经过统计，认为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日本经济在1945年必将完全枯竭崩溃。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也是赞赏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粮食、没有棉纱、没有大批战略物资等等，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与此同时，美英苏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元帅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稳定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军插手，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后于是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100多张，盖有军统局公章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同前往东海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100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淡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的支持，根据梅乐斯的建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笠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轶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笠为此还请求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对杜月笙表示嘉勉。当时，蒋见杜的气喘病发作，就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等秋凉后再去。但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蒋也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要比日本人更难对付，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说：“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批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也必须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急需要补充。”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周佛海是有名的孝子，去东南接收，周佛海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于是改变主意，吩咐去东南的人员仍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自己则先乘飞机到了贵阳。

    临行前，戴笠自拟了一份电文报给上海的周佛海：

    佛海兄：

    伯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中华民国34年6月25日在贵阳医院仙逝。兄远在敌陷区，雨农将代为主持丧事。

    乌呼哀哉

    戴雨农顿首

    发完电报，戴笠赶到贵阳，令军统局贵阳站火速布置灵堂，自己率心腹手下驱车至贵阳医院将周母马翠珍的遗体运至贵阳市新设的灵堂。并指令息烽看守所速速将周佛海的妹妹、岳父母、妹夫一起接来吊丧。

    灵堂由沈醉按湖南风俗布置，一律用白布搭成，所有工作人员腰系白带、头戴白帽，在一片素白之中，周老太太漆得黑亮的楠木棺材在中间显得格外醒目。

    灵堂正中央白底黑字，用正楷写了几个大字：周母马老太君灵堂；左边书：早登仙去；右边书：声容犹存。

    周佛海不在，按湖南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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