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得出一惊人之判断：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撑不到1945年底。

    戴笠提前把手伸向了战后的“接收”——开始对周佛海等大汉奸下本钱。

    毛万里道：“二十多位风水先生经过勘测，果有惊人之发现，原来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龙，大人物都难以善终——”

    戴笠听罢，悲从中来，涓然泪下。

    众江山心腹会意，互望着起身离去。

    戴笠不挽留同乡也不理胡蝶，胡蝶救不了他的命运。他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内室，捧着头，冥思苦想，想到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宋美龄在幕后的怂恿、江山两大人物的不得善终，以及自己土旺缺水的命相……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地哭泣起来。

    随着抗战胜利的即将到来，蒋介石在政策上、工作部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达到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企图；另一方面，则在限共产党方面进行具体部暑，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把抗战前线的大部分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钡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

    戴笠迅速理解了蒋介石的意图，公开对他的部下道：“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贩的命运是挽求不了的。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不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余，华南约20多，总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实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地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兵20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领打天下。”

    然而，对中国来说，形势并非戴笠估计的那般乐观，由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区400公里，从湖南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在这条约2400余公里的战线上，日军大约出动50万人、10万匹战马、1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250架作战飞机，而国民党当时虽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号称600万人。但是由于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调整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未有应战抗战的精神物质准备，结果在日军的打击一溃千里，不可收拾。汤恩伯的40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部队与占领南宁的部队在中国边境的绥渌会师，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继湘沪战役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失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国土20万平方公里，使6000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7个航空基地，36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1944年11月11日，广西重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12月初，日军前锋直抵距贵阳仅100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整个山城为之摇动，以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掩护，实际上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居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驻印远征军抽调部队空运至贵州增援的部队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1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1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1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作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1000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卡车，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得差不多后，又指令沈醉帮助其它单位抢运。与此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烽营的一部分政治犯押过乌江，另有一些中共党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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