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道理。”

    郑介民低头不语。

    第二天，戴笠在特务处排选了几个精干的情报人员准备赴华北。行前，把特务的工作一一向唐纵交代。

    唐纵回国后，本不想再搞特务，想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想按照唐纵学得的那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一再向蒋介石请求，并亲自跑去找了唐纵几次，硬要拉他回特务处工作。唐纵看到无法推辞，加上蒋介石也要他去，只好回到特务处。

    唐纵现在的工作虽然还和以前一样，但官衔多了一个“长”字。戴笠要大家都叫他“书记长。”

    戴笠一行来到河北保定，被郑介民留下来的特务因无人督阵，正懒得出去，每天只在据点打牌，戴笠一来，他们不敢再怠慢，一起去敌区搜集情报去了。

    戴笠及其部下，在华北昼夜活动，入虎穴、探龙潭，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总结，终于得出结果：日军目前尚不具备想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和准备，摆出这副步步逼近的进攻气势，其目的是通过虚张声势威胁国民党政府签订盟约，承认日军对东北地区的占领。

    结论通过密电传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总算松了口气，华北方面则命何应钦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对日本进行妥协。

    另外，在戴笠赴华北前夕，郑介民已在北平成功的刺杀了张敬尧。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北洋军阀举办的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湖南督军。因屠杀无辜、奸淫女青年等等无恶不作，被逐出湖南，回到吴佩孚手下充当爪牙。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侵略华北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发展他为汉奸，并任命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提供700万元活动费，他潜入北平城，住过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由郑介民具体负责指挥。为了确保完成这次任务，戴笠与郑介民反复研究，决定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的所有力量，合作执行。

    郑介民根据与戴笠共同制定的方案，召集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北平站特务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分派具体。陈恭澍、戚南谱在北长安街待命，伺机出击。

    东交民巷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只是1幢4层楼的旧式建筑而已。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因看中这块地方安全而喜欢下榻在这里，给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而摸准了张住在3楼的房间号码，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可是，十分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月7日到六国饭店2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3楼，而是住在2楼的1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一边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

    话说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集中力量“剿共”的时候，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一时声势浩荡，应者去集。

    蒋介石历来就不许有谁的势力超过他，害怕冯玉祥就此做大，进而威胁到他。于是急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瓦解这支同盟军，并令戴笠密切配合何应钦的做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之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建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建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被指是他能上能下的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当然比戴笠还要进步10年。

    刘建群是有名的理论家，戴笠能够和他一起前往孙殿英处当说客是颇感荣幸的。

    在何应钦的引荐下，戴笠和刘建群的手握到了一起。在此之前，戴笠为了接近刘建群，已做了一秀准备，认真研读了他的一些著作。

    戴笠道：“面建群兄大名，以前虽时常闻啊，却无缘一起交谈，这次蒙何长官撮合，雨农真是三生有幸。”

    何建群道：“哪里哪里，唯有虚名而已。”

    何应钦见戴笠如此敬重他的部下，很得意，道：“这是委员长的特意安排，你们俩一个是理论专家，一个是行动专家，珠联璧合，这次一定能成功。”

    戴笠道：“不敢当，不敢当，这次我只能起陪衬作用，全仗建群兄一张金嘴，定说得孙殿英心服口服，举双手投到委员长这边来。”

    两位上了车，一路上，戴笠有意把刘建群的搬出来，大说特捧，道：“我读过建群兄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书，其中那句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真是金玉良言，令雨农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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