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禁亚按照林子轩的嘱咐，决不泄露作者的真实信息，只是找人把小说翻译成日文。

    在上海精通日语的人不少，但精通日文又具备一定文学修养的人并不多。

    再说，想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完美表达川端康城小说的韵味更是困难，因为川端康城的文字太过精致和优美了。

    这人要懂得日本传统文学，要具有写作能力，还要有文采。

    平禁亚想起林子轩说的话，不由得苦笑起来，这种人还真不好找。

    林子轩认为以周作仁的文学素养和文笔可以翻译《雪国》，不过他一旦把稿子寄给周作仁，那就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但和周作仁一个等级的中国作家本来就不多。

    平禁亚考虑了一番，最后把目光放到了创造社上面。

    创造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文学素养都不错，关键是创造社目前的处境不怎么乐观，或者说极为窘迫。

    1923年4月，郭沫偌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带着日本老婆和孩子回到上海，接手《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

    他虽然因为诗集《女神》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但他低估了国内残酷的文学环境。

    就连林子轩的新文学书籍都卖不动，更别说他办的杂志了，新文学书籍一直都是叫好不叫座，赔本赚吆喝。

    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杂志销量不好，他便写文章到报刊投稿。

    依靠卖文为生的郭沫偌陷入了困顿之中，发现国内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他幻想中那种被人高高举起，受到万千学生崇拜的场景没有出现，反而每天都要为了生活而奔波，甚至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这是郭沫偌后来对这段生活的回忆，他甚至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来形容。

    其他创造社成员的处境同样堪忧。

    张资评1922年6月回广州，任焦岭铅矿经理兼技师。

    此人虽然还在从事文学创作，但为了生计明显是兼职了。

    郁达浮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

    成仿伍在上海和郭沫偌一起编辑《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

    他于1923年5月20日在《创造周报》第2号上发表了《新文学之使命》一文，是创造社的中坚力量。

    但两人的日子真的不怎么好，他们挤在公共租界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的编辑所内。

    后来郁达浮也搬了进来，三人怀着满腔热情的办杂志，写稿子，希望能把创造社发扬光大，在新文学的领域内争得一席之地。

    然而，事与愿违。

    到了1923年下半年，成仿伍便去了广州。为了生计，郁达浮则到北京大学教授会计学。郭沫偌坚持到了1924年4月，也黯然回到了日本。

    创造社的前期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从这件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转行不容易，年轻人一定要以此为戒。

    郭沫偌学的是医学，又毕业于日本名牌大学，如果是在上海行医的话，绝不会落魄到如此地步，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郁达浮学的是经济学，上海是金融中心，随便找份银行的差事也能谋生。

    成仿伍学的是法语专业，在法租界的洋行绝对能找到高薪的工作。

    可他们就死抱住文学不放了，完全没有想过用其他方式赚钱，这就是文学青年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原本的专业学的不好。

    平禁亚看重的是创造社的郁达浮。

    郁达浮在1921年出版了白话文小说集《沉沦》，在中国文坛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而且他的日语特别好，文字风格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带着点颓废和感伤。

    他的小说中有一种诗意的美，这或许和他诗人的身份有关系。

    郁达浮于1896年出生在浙江富阳市满州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1913年随同兄长一起留学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

    1917年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

    他在日本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日本社会的风俗习惯知之甚详，也了解日本文学，是最佳的翻译人选。

    平禁亚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子轩，林子轩认可了这个选择。

    他虽然和创造社有点小矛盾，但早就过去了，他不是个记仇的人，而且郁达浮的文笔出色，在精神层面上和《雪国》有相通之处。

    《雪国》这样的小说也只有同等级的小说家翻译才有质量上的保障。

    于是，处在困顿中的创造社接到了一笔大生意。

    有人用高价请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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