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不少都是旧日高门出身,甚至与裴氏有亲眷关系,裴该皆录用之。这一来是因为初起步的时候人才少,又良莠难辨,只能先紧着熟人用;二则高门子弟,尤其是旧日官僚,起码比那些寒门士子经验要来得丰富一些吧,授职任官,比较容易上手。
大司马三军当中,自然多是从卒伍中简拔的寒门乃至庶民,主要行政官员则仍以高门世家为多。但即便如此,亦有徐渝、路德等在,且裴该还曾经打算任用郁翎来负责商部,则其用人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已然可见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级的官吏,则多数通过上回考试而征得,其中的寒门庶族不在少数。
陈頵说了一通任人唯贤,不看出身的好处,随即又竖起二指来:“所得其二,行台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台,只是临时机构而已,体系粗陋,职能残缺,实话说很难统筹方面之政。裴该既更旧制,又新设十二部,职权明确析分,使得结构严谨,减少部门间推诿和扯皮的可能性,确实是让陈延思击节赞叹的。
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康,凡阡陌纵横者,莫不因侵吞起家。于彼等而无商贾之禁,人不以为贱,难道百姓都会仿效,去侵占他人田产不成么?”
——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是什么等级的人,就相应什么等级的衣食住行,否则便是逾制。不过对待大地主,却没有象对待商贾那样,有特殊的禁令颁布——虽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管理得也不严格。
裴该长篇大论,却貌似并没有说服陈頵,对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二人当场辩论不休。旁边儿熊远瞧着大司马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赶紧找个机会插话,问陈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阐明,不知其二失为何啊?”你别揪这个问题不撒嘴啊,还是先说下一条吧。
裴该深知就工商业的问题,想要说服一个古代士人有多么困难,最关键他们毫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那么既然皇帝与人民不平等,官吏与庶民不平等,则对于商贾更不平等一点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于是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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