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范永斗等人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特别是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但此一时，彼一时。清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是先盯上了这些“皇家走狗”，希望由他们进行带动。转而从北方的商人身上榨取财富，以便支撑这场在他们看来，还未失败的战争。

    “倭国幕府在南京陷于贼后，便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终止了贸易。”苏克萨哈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说道：“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损失很大，这个时候——”

    “现在是有所损失。”鳌拜不为所动。冷笑着说道：“以前呢，对日铜贸易那可是暴利，他们赚了多少？”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也是范家过于贪婪，处处伸手，竟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承包了对日铜贸易。当时的清廷在国内禁止采矿，进口铜业自然是暴利产业。

    但在明军光复南京之后，倭国幕府的态度便开始明朗，断然中断了与满清皇商的铜贸易。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这让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进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员们则乘机催讨官铜，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损失惨重。

    苏克萨哈对鳌拜等人所做出的类似“杀鸡取卵”的政策是不赞同的，但他委婉的劝谏被鳌拜强硬地顶了回来，也只好心中悲叹，无可奈何。

    其实，鳌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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