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窘迫，用来形容现在的满清是很恰当的。但满清是异族统治者，也与一个赌徒一样，不到最后绝望，他们是不会放弃抢到手中的权力和享受的。至于百姓穷困饥饿到什么地步，那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维持，强撑，到几时算几时。满清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不甘心再回到苦寒的辽东，不甘心放弃中原大地，不甘心失去他们所有用暴力和杀戮得来的东西。

    苏克萨哈张了张嘴，把话都咽了回去。现在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但鳌拜把持朝政。又素有嫌于他，什么事情一经他口，反倒会耽误，甚至是不办。

    据密谍报告，朝鲜不稳，北伐派势力大张。又有扩军备战的计划：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千名。虽然由于财政困难，要想实现这样的扩军目标，有很大的困难。但情形可畏，其心可惕。

    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直用崇祯年号。这些情况是瞒不住清廷的，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除了顺治下诏斥责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如果说朝鲜是插在所谓“龙兴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诸部的态度变化。则更表明的形势的恶劣。

    本来，清政府有以加官晋爵为条件的搜刮钱财的政策。也就是捐输越多。加官愈厚。这样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贵族层层搜刮人民，为其买官爵所用，既达到控制其经济的目的，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但从去年明军在江南发动反攻后，这项政策对蒙古诸部已近于失效。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暂时的空头衔。去耗费财物吧？

    而清廷统一蒙古各部后，取消了各封建主和汗原有的诺颜等称号，参照满族官秩，分别给蒙古封建主及黄金家族的成员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还下设一、二、三、四等台吉。非黄金家族的封建主及贵族成员则封为一、二、三、四等塔布囊的品秩。按照不同等级授予不同等级的俸银、俸禄、随丁及各自等级标志的服饰。

    蒙古诸部在捐输和助兵的事情上狡词延宕，但俸银、俸禄却还要得勤快，又给清廷背上了一个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而蒙古诸部态度转变更为明显的是开始违反清廷所制定的封禁制度。蒙古经济是以游牧为主，择水草而居。但清廷却从抑制蒙古经济的发展和掠夺蒙古经济等目的出发，制定了封禁制度，让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内，不得愈越。

    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使各旗之间不能进行经济交流和相互联系，把蒙古人紧紧束缚在所居旗境内。这自然会招致不满，在满清强大时，蒙古诸部还不敢违抗，但此时却已经不太把满清看在眼里，或者说蒙古诸部对明清战争的胜负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评估，不再把宝押在满清身上了。

    这样的内外倾向是危险的，特别是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苏克萨哈曾提出过倾力一战的想法，但却被否决了；他也曾赞同过迁都，回到龙兴之地喘息的议论，更是被无情斥责。

    在苏克萨哈看来，调集精锐，哪怕是京师禁旅，只要能取得一场大胜，那人心也会大大扭转；若是败了，那便劫财掠民退回辽东，与明朝打持久战。或者就直接退出中原，还能保存兵力，再借助于辽东的气候、地形，更有与明朝耗下去的资本。

    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比现在这种硬撑下去要好。空耗实力，却又无决战一场的意志；分兵驻防，又显得处处难守。时间一长，人心更乱，财政更紧，更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嗯，皇商八大家的捐输——”鳌拜沉吟了一下，有些不悦地说道：“数目太少了，如何影响其他商人？”

    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满清的八大蝗商）。

    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其实，早在满洲人入关前，这八大皇商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起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军事情报，搞起了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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