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更加有利。”

    “不，我并没有放弃希望，我愿意继续努力。”

    “既然这样，我也建议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界限，让自己有个清晰的规划、明确的目标，说不定也更能将时间上的紧迫感转变为动力。”杜薇顺着她的话给出了自己的宽限。

    “公司准备给我多少时间？”

    “一个月？”

    “所以说公司一个月之后就会辞退我咯？”

    杜薇笑笑，“公司更希望你能在这一个月有所突破。”杜薇意识到眼前这位同事可能不如以往的那些同事那么老实接受公司的安排，只能站在老板的位置、站在公司的角度，提出另外一个转折性的方案，“那如果我向公司申请给你一个月的补偿，让你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去找其他更好的工作，你愿意接受吗？”她不得不承认的是，她每次提这种建议的时候，绝对不像其他的HR一味觉得自己是公司和资本家的奴隶，而是同时想到了同胞般同事的想法和利益的。她有点不能明白为什么明明都是打工人，为啥某些人就能轻易做到将自己和其他打工人区别看待。

    “不是N+1吗？”对方不屈不挠。

    “假如公司确实有立马辞退你的想法的话。但是公司目前还是愿意寄希望于你，通过不断地加压来协助你突破。你应该也感受到了之前种种举措的压力吧，比如立军令状，降薪、谈话等等，如果这些你自觉都能承受的话，如我前面所说，一起再坚持努力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承受这些，路有千万条，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了。”

    “我需要考虑一下。”

    “可以的。”

    像这样，尽管老板希望不花一分钱就干掉一个因为业绩卑微而变得不入他眼的人，杜薇还是为他分析更大的风险，被人投诉，或者多赖几个月，公司支出白花花的票子则会更多，而这正是老板最最不能忍受的。用最小的代价帮公司解决问题，杜薇希望自己能秉着一个更加平衡的心理和目标去达成某个结果，尽量做到双赢，但现实往往也有很多鸡飞狗跳、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多年来闯荡社会的经历，情感上的和工作上的历练，生活在时间里不断接受的洗礼，让杜薇的心灵不断有新的变化。尽管思想上更富有层次了，她却始终觉得自己拥有的是一颗年轻的活跃的前卫的心。

    每当将这些工作上的琐事讲给林木听，照例从他那里听不到太多的认同和解答，林木依旧做着他那沉默的大多数，他经常会说：“如果人人都那样做，投诉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和要求加班费，那公司岂不倒闭了。”

    杜薇则说：“正是大家都是你们这种想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社会上绝大部分公司才都敢无视劳动法的正规要求，层层剥削我们劳动人民。”啊，想到刚过去的7天春节假期，还被老板要求管理层每天线上一次会议汇报，明明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仅仅让大家永不停息地处于工作状态，真是太恼火了。

    让杜薇感受不好的事情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小事，正因为太多七零八碎、显现人性的小事拼凑在一起，迫使她更深层次地思考着工作的价值、意义，直至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俩个相同岗位、差不多贡献的人，其中一人来找她申诉为什么自己的薪资比同伴的要低，她深知那是因为另一人曾经努力向老板为自己要求和争取过，于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很容易地被应验了。但是她不得不找其他的理由搪塞，然后答应在下一个年度调薪时会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尽量帮她平衡上去。至于过去那段时间缺少的部分，公司一句没办法就搪塞完了，甚至还得以违反公司制度，不允许私下讨论薪资问题为由对她进行惩戒，如果是表现不好的员工，甚至予以开除。

    对待辞职的员工，也是，有的人去劳动局跑一趟，好，乖乖地将社保和公积金给他们补上差额，然后骂一句“刺头”完事。没去的呢，当然不会主动给他们补偿一分钱，也不会说一句“好人”或者“好员工”啊。杜薇于是思考：作为底层劳动人民，到底是被一个大概率事后跟自己没多大交集的小团体冠个“刺头”换一笔收入好呢，还是将这笔收入视为污点乖乖忽视那些好意为我们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好呢？

    也许林木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杜薇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永远站在大自然和弱者一边，任谁也不能拉扯过去。

    老板暗示了一遍又一遍，现在的年轻人就应该在工作上付诸全部的努力，白天的工作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晚上不工作干嘛呢？他认为下班后大家即使不工作也是在刷手机，那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有用的事情上呢。晚上也应该多自觉工作，才能收获更多的回报。

    每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杜薇在心底冷笑，自己还一直嫌下班的时间不够用呢，尽管从来不刷手机。作为女人，我要照顾孩子，我喜欢看书和运动，我还喜欢尝试各个领域的学习，也爱唱歌，和家人一起外出散步，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去委婉地监督让每个人晚上还挂在电脑上上班啊。

    她很小心地表达出上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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