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查尔斯·格莱尔，而格莱尔本人既是一位成功的油画家，又是一位成功的水彩画家。

    他的油画技法师从克劳德·伯恩丰，水彩技法则师从当时的水彩大师理查德·波宁顿，波宁顿又是画那幅《自由引导人民》的画家德拉克罗瓦的好友，水彩技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威廉·透纳。

    ……

    西方艺术史就像是一株葡萄藤，一个连着一个，一个带着一个。

    一个成功的老师带着一个成功的学生，而成功的学生往往又会在将来，成为成功的老师。

    如果是专门研究美术史的学者，或是拍卖行、博物馆、金融行业里负责艺术品投资项目的顾问，会对这种代继关系熟悉的不得了。

    衡量一位画家的作品能卖出多少钱的印象因素有很多。

    文化产业可以说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产业。

    一位普普通通的画家，但如果他有一位贼牛的老师，或者贼牛的学生，那么他的作品成交价格也不会太低。

    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讲。

    他就会成为那些买不起那些贼牛画家的投资者们，去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投资选择。

    比如。

    马仕画廊的经纪人汉克斯在签下顾童祥的时候，他脑海里设想的就是把顾童祥的画打造成顾为经的画的“下位替代品”。

    爷孙两个在画廊里针对不同预算的顾客，拉出一个购买价格梯度出来，拿什么钱，买什么画。

    最好的情况肯定是，一位贼牛的画家，他本身还有一个贼硬贼牛的师承。

    那么这往往就意味着天价。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贝利尼、乔尔乔内和提香。

    这师徒三人，三位大师，他们从艺术史的地位、社会上的名气再到拍卖行里的成交价格，都是一种相辅相承，左脚踩右脚，原地起飞的关系。

    轻轻松松千万美元起跳，亿万美元不是梦。

    伊莲娜小姐知道这一点。

    而站在整个美术行业的角度，她必须要诚实的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大师的弟子会成为下一代大师，就像伯爵家的女继承人会成为下一代伯爵。

    安娜小姐头顶的两个伯爵的高等贵族头衔，当然不是她坐在马背上，带着龙骑兵的簪缨头盔和火红色的披风在三十年战争里进行决死冲锋换来的。

    那么大师的弟子们在拍卖行的身价，也就未必是他们在画板前挥舞画笔换来的。

    一个道理。

    安娜是一个聪慧到甚至有些冰冷的人，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对自己。

    她都是如此。

    贵族圈是人脉社会。

    艺术圈同样也是人脉社会。

    你师从什么样的人，你拜什么样的人为师，往往就决定了你能接触到什么样的艺术资源，接触到了什么样的圈子。

    它将直接决定了你职业生涯的起点。

    提香到底是因为优秀而成为了贝利尼的学生，还是因为他是贝利尼的学生所以优秀。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

    然而安娜很清楚。

    提香能在19岁的年纪，在大型教堂里留下传世的壁画，这样的功劳大半要归纳到贝利尼的画室的头上。

    想想看。

    假设一个有着提香同样技法，同样才华，同样优秀甚至更加优秀的画家，他行走在意大利西西里的乡间，给那些乡下的阔佬画画。

    很难想象，他能获得翡冷翠的红衣主教的青睐。

    甚至终其一生，他可能都走不到红衣主教的身边，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名字。

    提香的起点就要远远超过了这样的人的终点。

    “在这间屋子里发生的一切，都应该只与艺术相关。”

    那天离开布朗理事长的办公室的时候，安娜曾望着对方，这么说道。

    这种话说起来掷地有声，可又仿佛是一个人们永远在期望，却又永远达不到的理想乡。

    也许只有画家站在画板前的那一刻，他眼前的一切，只与艺术相关。

    当他一离开了画室。

    他的命运就受到无数种其他因素的影响。

    大师的弟子还是大师，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师的弟子画的更好。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这一个个艺术“小帮派”占据垄断了画坛最顶层也最宝贵的艺术资源。

    就拿今天的这件事情举例。

    侦探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

    她相信，论作品的硬实力，侦探猫一定就是这届新加坡双年展上最强的那个。

    不用之一。

    她就是最好的。

    可如果考虑到其他场外因素，比如眼前的这些人选择站在了某个得意门生身后。

    那么……这届画展的金奖获得者，又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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