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先到加油站擦一下车，然后问一下布尔的地址。此时正是日落时分，河面被落日照得金黄一片，几个小孩在河边玩耍，几个姑娘身穿棉布罩衫，赤裸着双腿，手里拿着手帕，也在河边流连。狄恩飞快地在街上开着车，扫视着四周，点着头，手在肚子上蹭了蹭。

    大个子埃迪坐在后座上，眼睛上盖着帽子，对着狄恩微笑。我则坐在仪表盘上。在灌木丛生的河边，晃动着几个正拿着鱼竿钓鱼的男人的身影。正为夕阳染红的土地伸展着，形成一个三角洲，河水在这里拐了一大弯，象蛇一样婉蜒盘绕在阿尔及尔周围，哗哗地向前奔流，仿佛终有一天阿尔基斯半岛连同它上面那些忙碌的居民和简陋的小屋都将被河水冲去一般。太阳渐渐西斜，空气中飞虫嗡嗡作响，深沉的河水在痛苦的呻吟。

    我们来到城外河堤附近老布尔。李的家。他们家就座落在一条穿越一片松软的田野的道路旁。房子已经有些破旧，房前有一条低矮的走廊，院子里种着几株垂柳，草地里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旁边还有一个行将倒塌的旧谷仓，院子用破败的围墙围着。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推门进去，看见走廊后面有几个洗衣盆。我叫了几声，然后拉开屏风，珍妮。李正站在那里，手遮在眼睛上，正对着太阳望呢。“珍妮，”我叫道，“是我，是我们。”

    她都知道。“噢，我看见了，布尔现在不在。那里是不是有一团火或其他什么？”我们都向太阳望去。

    “你说的是太阳？”

    “我说的当然不是太阳。我听见那个方向有警报声，你没看见一道奇怪的亮光？”那是新奥尔良方向，有一团很奇怪的烟雾。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答道。

    珍妮抽了抽鼻子。“还是那个老佩拉提斯。”

    分别了4年之后，我们就是这样互相问候的。珍妮过去同我和我妻子一起住在纽约，“盖拉蒂在哪儿？”我问。珍妮仍然在寻找她的火光，以前她一天要吃三次氨基丙苯纸剂。

    因此，她那张日耳曼人的脸显得圆润而又漂亮。但现在这张脸却变得呆板、黝黑、憔悴。在新奥尔良她曾经得了一场偏瘫，走起路来有些跛。狄恩和其他人都下了车，局促不安地走进了房间。盖拉蒂。邓克尔从屋子后面她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了她的冤家。她是个表情严肃的姑娘，脸色灰白，看上去好象总是在流泪。大个子埃迪用手撸着她的头发，称她是好样的。她平静地盯着他。“你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她向狄恩射去怨恨的一瞥，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狄恩一点儿也没在意。他现在只想要吃饭，他问珍妮是否有什么吃的。不一会儿，大伙就成了乱糟糟的一片。

    可怜的布尔开着他那辆得克萨斯牌汽车回到家中，发现他的家被一群疯子占领了。他还是热情地同我打了招呼。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他大学时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个瘫痪在床上的疯子，死了以后留给他一笔遗产，他用这笔钱在得克萨斯种黑豌豆赚了些钱，然后在新奥尔良买了这一幢房子。布尔现在一周可以挣50元，如果他不是每周都要花大半的钱来吸毒的话，应该说还是不算坏的。他老婆也是个会花钱的人，一周要吞大约10元的兴奋剂。他们的吃饭开支是全国最低的了，几乎什么都不吃，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似乎没人照管。他们有两个十分可爱的孩子：八岁的道蒂和一岁的小雷伊。雷伊正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玩，一头金发象天边的彩虹。布尔称他是.G.菲尔茨之后的“小圣人”。布尔把车开进了院子，慢慢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吃力地推门进来。他又瘦又高，戴着眼镜和草帽，身上穿了套破衣服。一看到我们，他显得有些惊奇，然后简洁他说道：“啊，索尔，你终于来了，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说起老布尔。李的事，起码要整整一夜。他是一个教师，据说他最有资格当教师，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他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称作“生活的事实。”他的学习不仅出于必须，也是他的意愿。他曾经拖着又高又瘦的身体周游了整个美国以及欧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看看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30年代，他在南斯拉夫同一个白俄女招待结了婚，并把她从纳粹手里救了出来。他有许多30年代同各国吸毒者一起拍的照片，这些人蓬头垢面，互相靠着。还有几张戴着巴拿马草帽，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散步的照片，后来他再也没见过那个白俄女招待；在芝加哥他是个禁欲主义者；在纽约他又不断进出酒吧；在内华达他又成了侍从招待；在巴黎，他坐在咖啡馆里，端详着不断走过的板着脸孔的法国人；在雅典，他一边喝着茴香酒，一边抬头注视着当地那些他认为是世界上最丑的人；在伊斯但布尔，他来往穿梭于瘾君子和毒贩子之间，寻找着生活的真实，在英国的旅馆里，他读着斯宾格勒和马库斯。他曾经计划抢劫芝加哥的一家上耳其浴室，犹豫了半天，最后花两块钱喝了一杯酒，然后急急忙忙地跑了。他做的这一节都只是为了获得经验。如今，他最后的学习是吸毒。现在，他在新奥尔良常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在街上瞎逛，寻找着某个有关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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