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时，我听到说话声。蒙眬中，我细心听着鬼城里的人说话。

    “噢，蒂姆，”有人说道，“你是两头点蜡呀：脑袋和卵子，鸡巴和舌头，屁眼和嘴。你的灯芯里有没有油了？好像恶人会告诉你。”

    他们说，“嘿，蒂姆，别舔妓女的大腿了。要尝尝老抹香鲸的滋味你是有点过头了。把要死的老水手还给我们。把失踪的那些人的浮渣还给我们。再见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会诅咒你这幢房子的。”

    还是让我讲讲我所能领悟的吧。恐怖并没能使我们打发掉寻找一个清晰思路时所失去的时间。我从噩梦中惊醒，在恐怖中睡觉，使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结论。假设我没干这件事——我怎能肯定没干呢？——我还是要问：谁干的？肯定是那个知道我那块大麻地的人干的。这就直接牵扯到我妻子——除非我在地洞里摸到的那束头发是她的。所以我得到了这么个结论，我必须再到林子里看看。可是，那堆沾满泥土的金发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清晰程度好似肩膀被拉错环时那种雷鸣般的剧痛和令人头昏目眩的闪电。我知道我不能去。我这个人优柔寡断。我宁愿在最后一个怯懦的脓包中烂掉。

    我不愿说出我是怎样度过夜晚的原因是不是很明显？迈出富有逻辑性的每一步怎么费这么大的劲的理由是否得到证实了？现在我明白了，试验室里的老鼠在迷宫中是如何得的精神病。迷宫的每个拐角差不多都有电击点。假如埋在那儿的真是杰西卡，该怎么办？我敢肯定是我干的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寻思出这种可能性所花的时间可能够我开车走上一百英里远——如果庞德和潘伯恩回了波士顿，或者现在甚至已经回了圣巴巴拉，或者回了由于他们的放纵把他们撵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么，那颗人头就一定是帕蒂的了，这推理的结果使我悲痛欲绝。悲痛和让人讨厌的辩解的冲击——只有另外一个新的恐惧才阻止了这一冲击。除黑先生外谁还能对帕蒂下毒手？如果真是这样，我还安全吗？

    在陌生的黑色纨绔子弟中，你会感到泰然自若？夜里，当你感到有个黑色纨绔子弟可能正在找你时，试着这么想想。甚至拍击海岸的每个浪头，被惊醒了的每只海鸥都成了入侵者：我能听到撬窗声与压门声。

    这真是一种可耻的退化。我从没把自己当作英雄。我父亲心地善良，意志坚定，可称为英雄。但平常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没胆量的男子。我能替朋友辩护，我能自己包扎伤口，就是伤口溃烂了也不吭声。我想我行我素。可现在，每当我脑袋清醒得能够琢磨出一个新主意时，恐慌就把我毁了。我就像条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的小狗。我开始害怕起我的朋友来。

    肯定是知道我在那“藏大麻的那个人”干的。这是用逻辑推出来的。所以，在这人造的黎明中，我意识到，明后天在大街上碰到朋友时，我不能相信他们的眼神。我就像在很滑的大陡坡上骤然跌落的人那样，手里只抓着个冰柱，可他刚想抓紧时，冰柱碎了。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回答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快说！我是凶手吗？——那我会接着往下滑。疯狂在坡下等着我。

    然而，当黎明真的到来时，我还是听到了海鸥的叫声，它们追逐嬉闹，叫着，声音响亮，把夜里的小鬼赶跑了。在我睡得迷迷糊糊时，我听到了鬼城人的恳求声，为什么这种声音在蒙眬中叫得最响，好像醒来和睡着相距万里呢？让我感到一丝宽慰的是，这时，我还能想起“小鬼”这个拉丁词。You larvae，you gs！在埃克塞特，他们的拉丁语教得很好。

    我抓住这宽慰不放。在监狱里，当一个罪犯与另一个发生冲突时，恐惧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压在你心头，这时，哪怕想起一点点使你愉快的事，它的价值就同投入深渊里的绳索的价值一样。这我知道。把精力集中在那件令人愉快的事上，不管它是什么事，你就能把手搭到深渊的边上。所以，这时，我努力去想那些遥远的事，想到了埃克塞特和拉丁语。我用这种方法，与其说想隔绝恐惧倒不如说想使自己平静下来。所以，我又接着想下去。我想到了第四十五大街十号路西边那幢公寓的一间摆有家具的小屋。我七十岁的老父亲现在就住在那儿。这种思维方式帮助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张他摁在镜子上方的纸条，看到了他一笔一画写在上面的字。纸条上面写着：interfaeces et urinam nascimur。父亲用花体字在下面签上了作者的名字：圣·奥多恩·克卢尼。父亲的外号（我想在这儿提一下）还是大麦克，根本不管麦克唐纳汉堡包的尊威。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当我头一次看到镜子上那张纸条时，对大麦克说。

    “用它提个醒儿。”父亲回答。

    “你可从没跟我说你懂拉丁语。”

    “在教区附属学校，”他说，“他们想方设法教我们。我也只记得一个半个的。”

    “从我认识的一个牧师那儿，史蒂夫神父。他常与红衣主教闹别扭。”大麦克用动听的音调说，好像那是要向神父询问的第一条品德。

    不要紧，我懂得的拉丁文足够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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