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从蒙城度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讳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鑪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鑪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釆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实录，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县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涸闭已久，采之可资国用。上谓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闻元时，江西丰城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物产有时而穷，岁额则终不可减，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也？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毙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夫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毙自革。毙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苞桑之本者矣。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知钞道之低昂矣。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按宋苏辙元祐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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