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威利斯先生：

    在南美洲大陆漫游了一年零六个月之后，我搜集到相当数量的第一手材料，足以得出结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中国打入西半球南部的尝试取得了罕见的成功。例如，智利在1940年时存在有美国、英国、德国以及中国的经济力量。如果说我国在当时取得了27％的出口和23％的进口额，那么中国相应的只占将20％和7％。但是，一年之后中国使自己的出口增加到28％，进口增加到10％，迫使我们让出自己的阵地，我们的出口下降到19。5％，进口下降到13。5％。英国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厄瓜多尔、哥仑比亚形成了相同的或者几乎相同的态势。

    即便是南美各国对中国宣战之后，形势应当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鉴于自1938年开始阿根廷在南部大陆对华贸易中占据首位，鉴于阿根廷有几千家使用中国资本开办的公司，在中国与美国停战，并与南美各国通过谈判恢复其经济地位后，重建后的中国资本仍然十分强大。

    现在，随着中俄联军在欧洲的攻势的顺利，纳粹德国的灭亡已经没有任何疑问，在当今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阻挡装备有十八万辆坦克、二十九点五三万架飞机以及千万吨舰队的武装起来的3350万中俄联军的攻击，这是毋庸质疑的。

    尽管有消息指出白宫准备在欧洲斩断中俄帝国伸向欧洲的魔爪，但我们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即欧洲彻底沦入中俄帝国的掌控，那么对于美国而言，有着太平洋、大西洋壁垒防线的美洲将成为自由世界最后的阵地，如何固守这一阵地防止中俄帝国染指，则成为美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想向您提—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您将在何种程度上批准对分布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巴拉圭的中国移民开展工作？您是否同意开展这种工作？

    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却仍然存在着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我曾向华盛顿建议，在中国试图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集约化阵营时，美国必须优先考虑北南美集约化问题，同时务必加强英国的力量，英国将成为未来战后的中，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重要环节，尽管我个人更倾向于，美国必须不计代价的获得欧洲大陆的前进基地，但就目前看来，我们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

    华盛顿很多官员反对我们过多的干涉南美事物，以防损害民主理想，这是美国立足的基础。自然，但在此之后，面对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整个美洲已经成为美国最后的家园，现在看来，拖延无异于死亡，白白浪费的每一天都对我们不利。

    伦敦并没有袖手旁观。不过他们还在希望欧洲局势能在年内发生变化，可以使自由世界与中俄帝国达成某种平衡，但就现在看来，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整个世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欧洲的时候，展开保卫美国后院的行动，为了遥远的未来。

    盼复，同以往一样，您的建议对今后的工作无比珍贵。

    您真诚的

    强纳斯？杰克

    1946年6月15日”

    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杜威取出情报局提供的情报资讯合订本，然后仔细翻看着，从过去的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到一种对事业的渴求，不是为单纯干点什么，而是为奉献终生的事业。

    自由的事业，而与自由的事业划上反号不再是希特勒，而是情报资讯中不断提到的中国。

    作为美国总统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不仅杜威显得有些无力应对，甚至于美国也是如此。

    “……中俄联军逼近距离德国边境不足五十英里！”

    如果在过去，这或许是个好消息，但想到中国人对欧洲表现的浓厚的兴趣，杜威的眉头一皱，曾经看似强大的德国，此时亦无法阻挡中国人的脚步。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秘密派出特使前往中国……”

    看到这份情报时，杜威的表情更是不断变幻着，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中国人在进行接触！

    这显然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

    一直以来，华盛顿对于领导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戴高乐都深感怀疑，早在1943年罗斯福就曾致电艾森豪威尔，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由任何不受盟国最高统帅部指挥的机构控制法**队，这种的坚持统一指挥的意见，可以用军事上的种种考虑加以解释，但是罗斯福还进一步提到，对于组成任何政府或委员会，擅自以任何方式表示，直到法国人民自行选择一个政府以前，他将统治法国，我们都不感兴趣。

    尽管杜威在很多观点上有别于罗斯福，但是对戴高乐的不满却是共同的，虽然美国早就给予民族委员会某种程度上的承认，而且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谋划之后，法国的海外属早已明确重新参战，并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戴高乐还成为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在法国国外的公认领袖。但作为美国的总统他并不想给戴高乐一匹白马，让他骑回法国，使自己成为法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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