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企业的股份，最后他的财产在不断的增加着。

    一个第一夫人、两个准夫人、两位公子、两位小姐，他们名下都有大量的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是总理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家人，在夫人名下有一家会计事物所，这家会计事物所几乎没有任何事物，唯一的工作就是为这个中国第一家庭作财务工作，第一家庭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可以建立十数家慈善基金会，每年用数亿元去帮助那些穷人以及需要帮助者，但又有什么本质上的意义。

    “呵呵！这个……”

    宋子文的指责让司马尴尬的笑了笑，自己有多少钱？就像宋子文说的那样，自己还真不知道，家里管帐的是婉云，自己的财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如同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过去自己为了扶持国内实业发展，通过金城银行的贷款以及贷款转股份的方式间接拥有，而公司和自己名下的投资公司不断的向国内企业注定资金换取股份，最终在自己名下形成了一个异常复杂财产。

    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名下到底有多少个企业，就像因大罢工而闻名全国淮南路矿公司一样，自己就不明不白的持有他5。2%的股份，而且自己名下金城银行同样持有淮南路矿公司的股份。

    “但这些年我只是象征性的从国会每年拿一块钱的工资！”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司马的嘴上却没有这么说，毕竟无论自己如何辩白，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社会财富分布的确存在不同，自己就是一个明证。

    “子文，告诉我，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司马直视着宋子文，他既然提到这个问题，肯定是意有所指，绝不仅仅像国会里的反对党一样，时不时的会借自己名下的企业，借口打击自己“损公肥私”！

    “劫富济贫！”

    迎着司马的直视，宋子文的唇间吐出四个字来。

    听到这四个字，司马的眉头一挑，颇感兴趣的看着宋子文，劫富济贫，有点意思。

    “总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源自共和三年北方政府制定的《所得税条例》，但是真正实施是共和九年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原因是财政赤字的增加，税收的减少，支出的浩繁。个税从共和十年起，即为中央税收的支柱，一直以来在中央税收比例都在51%左右，就像当年你曾说过的那样，是所得税支撑着中国，是每一个纳税人交纳的所得税，支撑着我们这个国家完成工业化、打败了日本成为了强国！。”

    宋子文在提到所得税时，司马的脸上多少带着些许得意之色，推行个税是自己第一个执政任期内除去的完成国家统一、制定宪法、军队国家化之外，最有自豪的一项成就，自己一举减免了农商业的苛捐杂税，这让四亿农民和工商业者交口称赞，农民甚至为自己立了长生牌坊。

    但是在中央政府开支天文数字般的增加的同时，减税无疑等于自杀，自己一方面减税，一方面说服各地议员、代表，在制定宪法时，将所得税征收列入宪法作为保障，毕竟自己可是一直鼓吹所得税为良税。“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并征收所得税，所得税收入不按比例分配于各州，也不必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统计。”这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依据。

    从共和十年起，个人所得税就支撑了中央政府，使得中央政府在面对税种大幅减少、农业税的免征的前提下，但政府税收却是只增不减。

    但是在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毕竟早在共和十年开征所得税时，因以家庭为征收单位，使其直接涉及到九千万余个家庭，除去识字率直接影响报税之外，逃税、避税、抗税在十五年之前更是时有发生，尤其是城市之中，拒绝申报所得税的家庭比例曾达到25%甚至更高。

    最初的几年，法庭在绝大多数时候处理的案件，都是所得税征收案件，更多是有多人因此被判社区服务或判刑，而对比最鲜明的是，收入处于中国下层的农民非常自觉得报税，对于他们的潜意识中把交纳所得税，当成对政府免去农业税和诸多苛捐杂税的回报。

    直到当初多少下层民众的当年六月得到大都全额退税后，人们似乎才明白，为什么政府会称“所得税为良税”，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所得税是富人税！刮富人的毛，贴补穷人的孩子上学、穷人看病、养老。

    而且对根治**起到了作用，一直以来政府官员都要定期公布自己的收入和纳税证明，总统、总理也不例外，以让公众监督。由于收入和纳税同时公示，当公众发现公务员的收入、纳税与其消费不相符时，即可举报，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偷税、收入来源不明都是犯法。“公示”的警戒作用就像“紧箍咒”一样，时刻提醒公务员做任何事都有人民在监督着，要为自己的不规行为付出巨大成本、高昂代价。**或许没能得到根除，但却因所得税的征收得到惩治。

    “总理，单就政府所得税的征收在中国形成了“领薪就纳税”制度，更能增进公民意识，因为国家的所有开支都与纳税人息息相关，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时使得政府工作人员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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