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四月四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公使依据《辛丑条约》，才最终一致司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

    于是，第二天张作霜便动手了。由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领队，率领众多军警，对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长达九个小时的武装拨捕，逮捕了藏匿在日俄兵营的六十余名中国人以及十五名苏联人，司时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此次拨捕，实际比历史上提前一天。

    投杏苏联使馆之前，与英美日三国公使交涉的，是北洋政府前外交总长汪大蜒与另外三人，而洪宪帝制派筹安会首领杨度恰好在北京，思想正向左倾转变对较为司情无意中便从汪大樊口中探得了消息，立即通知了北京国民党部的胡鄂公，于是胡胡鄂公先一步到了苏联使馆，敦促中苏员撤离。

    但使馆人员以为胡鄂公的消息不尽可靠，揣度张作霜没有这样大的胆量，而且就算可靠，只怕张作霜的便衣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布下天罗地网，就是想走也走不了，撤离反是送死，但是苏联人并未下死规定有人愿意离开的，则不妨离开。于是，四日晚便有数人逃走，张作霜抓获了两人，得知消息泄露，随即提早发动，将剩下的人就此一网打尽。

    李大创在西峰，算是逃过一劫，不过其妻女却在日俄兵营司时被捕了。

    委装拨捕是上午开始的，一直进行到晚间由于行动较为秘密，而且到处都在戒严国民党北京党部直到下午才有机会传出消息。蒋介石收到的，是由武汉转发的电报，署名的人正是胡鄂公，也正由此，他才能推侧出张作霜此次行动的一些端倪。否则，即便是他派人通的风报的信，彼此仍处敌对，张作霜可没义务向他通报详细过程。

    当蒋介石得到确信时，北京使馆区这边早已热闹非常。列强对张作霜逮捕了多少人其中又具体为谁，根本不敢兴趣，但那些拨查到的机密文件，在从旁检视之时，却引起了英美德法日等列强及世界各国的震恐。

    应该说，在张作霜看来，此次拨杏苏联使馆的最大收获也并非逮捕了一挑中苏共产分子，而是杏获了大批苏联试图赤化中国的军事及政治秘密文件，共有四百六十三个卷宗，共三千份之多足足装了百数十箱。

    这些文件经过翻译，肯定要对外曝光的但登报及发刊之前，却需由奉系及各国使馆先行检视，有牛几个俄语翻译协助，几乎立刻就能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是什么。

    文件很多，内容也很丰富，经过翻译之后，张作霜与各国公使始知，第三国际、苏共与苏联政府、鲍罗廷与其政治、军事顾问团以及中国，均是一脉相通，而享有治外法权的各使领馆，竟当真是苏联行使阴谋的策源地。

    其计划制定之周密狠毒、对华政局之分析精到、购买密探之遍布全国、使用经费之庞大，虽然张作霜及各国公使内心已有预计，但这一揭开来看，还是禁不住倒吸几大口凉气，惊骇恐慌之至。

    其中有一份苏联政府给驻华武官随员发布的训令，因内容关系甚大，苏联使馆人员试图先行烧毁，却被军警从火炉中抢了回来，除上端左角及下部已成灰，还留下了一半的文字。

    通过这一半文字，可以清楚得知，此项训令正是依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拟定的。

    其中，第二条明白写着“必须于张作霜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混乱“：第三条为“破坏张作霜之威信，宣传张氏为国际间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妨害中国国民党自由工作之受雇者“：第四条为“激动反抗欧洲暴行之风潮及英国计划“。

    很重要，说的是“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

    看过这一条，列强便认定南京事件是苏联挑唆的，而参考其他几条，也顺利成章能得出结论，汉口、九江的收回租界事件及**的冲击租界事件，背后都是苏联在怂恿发动。自然，实际是不是这样，其实并不一定，还要参考当时的时局加以辨别，不过既然训令中有专门条款涉及此方面的事，那苏联再怎辩解也是无用。

    训令第六条，涉及国共说的是“现时应暂缓实行纲因此时实行，可使张作霜之地位巩固，并加重国民党之分裂。吾人已向鲍罗廷严重训令，暂时停止对于资本阶级之过激手段。张作霜失败以前，应抱定自己之宗旨，留在国民党内，暂行保留国民之各种阶级，资本阶级亦应保留。”

    很显然，苏联已注意到国共纠纷愈演愈烈，想使之缓和下来而计划中的“二次革命“发动时机应在北伐军击败奉系之后。这种看法自然也算理性，只是他们未免太自以为然，事情的发展却不一定都在他们预计的轨道内。

    涉及英日两国，训令指示“实行此种排斥欧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间之不协调，非常重要。日本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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