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外国在中国的间谍，人们立马会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川岛芳子。(*但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在中国的日本特务中，他大概已经是最大的官了，而实际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乃至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都远非日本可比！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无论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而所有苏联在中国的人员，则都或多或少肩负着间谍任务。

    不过国民政府这边，由于“联俄“之后深受苏联影响，几乎所有领域都对其开放，既没有也保守不了什么机密，倒无所谓间谍不间谍的。但在北洋政府却不一样，正是苏联间谍活动的直接目标，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受着负面影响，损害之大无以复加，自然要受到张作霜仇视。

    其实，苏联很早就在中国拨集各类情报，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的第三年，当时俄国还在内战，苏联也未成立，但那时的俄共，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其最高负责人便是俄共政治局的委员达夫强。

    达夫强之后，由越飞接任，而越飞的表面身份，则是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负责和北洋政府谈判。由于顾维钧提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前提，双方始终谈不拢，越飞便转而谋求和正避难日本的孙中山接触，随后两人发表以联俄联共为核心的《孙越宣言》，这才有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大革命的基础，对中国来说，这虽是好事，但苏联的主要用意却并非为襄助中国革命，而是试图占据外蒙，并扶持国民政府击败反苏的北洋政府，牵制日本”减轻在远东的压力。

    后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工作由加拉罕接替。明里，一九二四年苏联与北洋政府建交，加拉罕是第一任驻华大使，但暗里，苏联却在使出全部手段瓦解北洋政府。第二年春季，苏联便在北京组建一个情报中心，而且这个情报中心，就设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内，加拉罕是其最高指挥官。

    苏联间谍的工作成果很多，尤其最近几年”几乎中国每一桩垂大政治事件，当中都有他们活动的影子。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们出资五十万大洋给张学良贿赂冯玉、祥，冯玉祥接受后即率军返回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造成了奉军巧妙取胜。而后，西北军中的苏联人，又策划“三，一八“学生运动，并在惨案发生后成功嫁祸段棋端，迫使其垮台”从而结束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休，使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休党国体制。

    就成果而言”苏联间谍当真铸造了一座丰碑，日本的特高课与之相比，简直连提鞋都不配。那些日本人还在纠缠情报细节，苏联人已直接插手中国政休，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张作林的奉系盘踞东北，与苏联接壤，所以苏联在扶持国民政府与冯玉祥的司时，自然也在张作霜身上下足了功夫。但张作霜这人的基本政治倾向是亲日、反苏、及维护中国利益，始终不肯与苏联真正合作”这自然被苏联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吴佩享垮台后，苏联及共产国际本想推动国民政府向北讨伐奉系，等先行击败奉系，再回过头对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但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却突然出现问题，由于权力争夺使然及政治主张的分歧，蒋介石越来越不听从使唤”挥军东向先与孙传芳战成一团，想抢占江淅青华之地，而司时，西北军南口落败”旋即又被解放军彻底击垮，苏联对冯玉祥一千多万金卢布的援助也尽数打了水漂。

    于是”集中全力向北进攻奉系，看上去已经不是很可行了。

    这时，苏联又想等南方平定，再促成革命军北上讨伐张作霜，为此他们首鼠两端，既支持，又不断压与国民党右派妥协。但是，这些措施显然都没起到作用，愈演愈烈的工会及农会运动，使得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越来越与苏联离心，并终于产生了清党分共的强烈企图。

    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苏联知道蒋介石与张作霜有些芶且，也不认为张作霜有胆子突袭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所以张作霜此番突然发动，大使馆那些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及文件，就都被奉系控制起来，其插手中国的真实意图及手段，也终于整个曝光，大白于天下。

    张作霜当然知道苏联在北京的这个大使馆，绝不仅仅是处理外交事务那么简单，只是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他才不敢贸然动手。但当国民党与裂痕变大，蒋介石筹谋清党分共，并为使自己占有政治主动，私下与张作霜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一些情报后，张作霜便知道苦等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三月份，张作霜即派安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拨杏，给出的理由便是，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但是，虽然列强极端仇视苏联，但又唯恐放北洋军警进入使馆区，会在日后对其他国家形成恶劣示范，各国意见并不统一，一直也拿不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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