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妥协。

    正如李济深所说：“我们从未重视西北，总认为西北偏居一隅，对国民政府的北伐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至多不过是瓦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使我们再向北攻失去一大臂助。然而，通过张总参议的描述，我们应该发现，西北实比奉系还要可怕。而且不要忘记，正因为这样，西北的立场实质还能影响到阎锡山及张作霖方面的态度。”

    “如此格局，我们已经居于弱势，不妥协又能如何？难道眼睁睁看着南北分裂，或更进一步，坐等由北统南的不成？何况，健生的分析很在理，吴安平根本不用与我们直接对抗，只要其摆明立场支持武汉中央，并稍微给武汉一些助力，国民政府就将变得四分五裂。就算共产党反对，汪兆铭我们都清楚，他是绝对乐意走这一步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真正的金融专家，此时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睦。

    他是追随正统的，赞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对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很反感。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谋划失败后，又极力筹划东南，准备与武汉中央分庭抗礼。于是，宋子文这时便被派到了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方面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为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中央有可靠的经济来源。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很迅速便与上海金融界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要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介石的视线，蒋介石见他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说，并派孔祥熙和宋霭龄来给宋子文洗脑。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介石意识到宋子文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

    于是，蒋介石命孔祥熙和宋霭龄加强劝说。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霭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子文感到恐惧和不安。

    本来宋子文还没加入蒋介石一方阵营，也没有对分共清党之事表示明确支持，按说龙华镇的会议是不应让他过来的。但是蒋介石一方面想争取宋子文，将自己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整理融洽，另一方面又需要他帮忙分析吴安平的金融提案，就顺势将他也请了过来。

    其中也另有一层意思，便是说“瞧，连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想和国民政府商议事情，都来找我蒋介石，而不是找武汉方面，明眼人都知道形势在哪边，你又何必一直耿耿，要追随那个虚弱无力的武汉中央呢？”

    这些事情，宋子文或许不了解，或许又猜到一些，但此刻都连同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一并被丢在了脑后。看过吴安平给他的信，他被其中关于联合发行法币的事吸引，脑子里再容不下任何东西。

    如果狭隘只是为武汉方面着想，他其实应该出声反对，若蒋介石真接受，那正如李济深所说，武汉能得西北臂助，将陡然具备最坚强的实力，但作为金融专家，他却知道这份提议，非但对西北、国民政府有好处，对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时候，要他偏隘否定，老实话，他还没蜕变为政客，还做不出这样的事来。

    不过，就这样接受也有问题。

    蒋介石见他犹疑不定，便问道：“子文，你感觉如何？无论可行或不可行，都不妨说出来，大家一起参议参议。”

    宋子文犹豫道：“如果从国家角度考虑，联合发行法币自然有益无害，但对国民政府来说，却不见得，有许多事需要考虑。”

    蒋介石鼓励道：“有话就直说，有什么害处？”

    宋子文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目光尤其重点在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四人脸上停留片刻，这才缓缓说道：“现在民国发钞很随意，市面上各种银元券、各类银元乃至各国外币都有流传，实际已对经济构成严重阻碍。而且，一些发钞银行资本率很低，发行量又很大，一经挤兑，时有倒闭，往往造成储蓄者血本无归，百姓无辜受损，自是戕害国本，侵蚀国力。”

    “吴安平信中隐约点明，西北有过千吨之黄金储备，虽则他并无意采取目前流行之金本位制度，但以之为货币部分支撑，发行法币，非但可发行与近百亿银元等值的法币，如果商品供应充足，还可支撑起庞大数倍的经济规模。而且，这还是参照金本位得出的数据，实际法币属于信用货币，它的规模是随着生产能力扩张而不断增大的。”

    “西北的生产力如何，我并不清楚，但吴安平既然似乎很有信心，并不担心法币币值波动，大幅贬值或大幅升值。不过，在目前百姓普遍更信任金属银元及外币代表的金属黄金之时，只有西北的千吨黄金，能自然而然让所有人接受法币，国民政府除了下政令，要求辖区民众都接受法币外，实际发挥不出更大作用。”

    “那么，毫无疑问，发钞权将被西北控制，吴安平绝不会出让，他必定防备我们可能随意印钞，来间接抢夺西北的财富。这样一来，就算法币能发行，我们也是眼看着西北开动印钞机，而自身只能任由其分配资金。吴安平是同意尽数满足除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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