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赫然有蒋介石与虞洽卿几次接触、虞洽卿和其他买办及外国银行几次会商、蒋介石与新桂系几次密议等诸多谈话内容，另有还有涉及的相关一系列协议的明确条款内容。更恐怖的是，吴安平竟将最近一段时间，蔡元培在上海所主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都附加在资料中。

    每份资料的最后一页，都写着这样一段话：“若诸君一心要凭杀戮清党，不妨在清共的同时，将新民党也从贵党中清除。或许等到那时，贵党已只剩下诸君，世界一片清净，当不用担心再有人篡党，也不必恐惧再有机密泄露了。”

    当然，给蒋介石的信，内容终究与给蔡元培的有些不同。

    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吴安平另外说道：“先生才学风骨宇内共钦，不管国共有何嫌隙，若一意武力清党，致血流成河，遍地伏尸，此当为永难濯清之污点，后人当以挑动国人残杀之凶手而视先生。此为先生乐见？况，若矢志清党，也并非只有杀戮一途，关押、驱逐也为备选之项。莫非，先生见列强肆意戮我国人仍嫌不够，非欲另作一帮凶乎？”

    而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吴安平则道：“蒋总欲清共，或有隐情忧思，然可知杀戮之刃易举难收？若伤己多过伤人，蒋总可知得利者何人？一为中共，二为列强，三另有西北及我。莫以为中共易除，原因除前已赘述外，另有别情不可不察，西北容共之策将始终不改。诸君屠刀虽利，能加之我西北乎？”

    “另，闻蒋总实仇视列强，有兴我国家民族之念，或将与美日英勾连之事，视作不得以权宜之策。然凭此，蒋总能扫清寰宇，统一国家乎？张雨帅当可联络妥协，但在我看来，其已是苟延残喘，当不得西北之一击，便问蒋总以何抗我西北？若欲与我西北联合，可知西北之影响，还要甚于中共？若难以完成统一伟业，又问蒋总有何良策，能摆脱列强之羁绊？”

    “蒋总或知，列强实不足信，既如此虞洽卿等乃外国银行之买办，又岂能深信？与之权宜，便如与虎谋皮，受其钱财，便如授人把柄，这等行事，或有助于蒋总集权，但势将磨灭蒋总之志向，侵蚀蒋总之根基。若身居高位，权集一身，反为虞洽卿等人之牵线傀儡，视其指令，不敢西东，岂是蒋总所能为？”

    “若蒙不弃，西北当可助蒋总整顿经济，筹措财源，诸般行事但求光明，可置于贵党监督之下。此外，我有意以西北库藏之数千吨黄金，发行法币，以利工商及民生，若蒋总有意，可与武汉方面商议，另遣专人至西峰协商，共襄盛举。此事若成，无需贵党另出资本，除军费外，其他各项支出在监察之下，尽可取用。”

    “法币发行，一经确定，当由其按经济之规律独立调整运行，不再受军政及时局变化影响。此为保全国本之策，另有襄助北伐，钳制地方之意，蒋总不可不察。即便贵方及武汉方面无意于此，西北也将独立推动，届时可能对国民政府之经济构成强烈冲击，蒋总曾涉足金融，当知此举之厉害，若合作不成，后有得罪，莫怪言之不预。”

    “若蒋总有意在清党之事上改弦易张，则可暂行拘禁之策，将所有中共党员交由西北处置。我有意发苏，正竭力引导中共与共产国际切割，使其具备崭新气象，如有成效，或可暂解诸君之忧虑。至于以后，若贵党与其另有争端，西北将概不插手，只要贵党不存剿灭西北之妄念，贵我双方，当能共处合平，实现国家之统一富强，对孙中山先生而言，也足可慰念。”

    “仍有一点请蒋总深思。西北之崛起不可避免，为国家统一计，国民政府是否仍不可避免将为联合政府？我虽无权位之念，西北也无主政之心，然贵党是否就能安心？而此时之中共，本就与贵党藕断丝连，是否可算贵党一潜在奥援？若蒋总以为我有吹嘘之意，不妨拭目以待，三个月后，当知西北之强，强有几何。”

    吴安平啰啰嗦嗦，硬是将书信整成了半文言，而且半生不熟，辞不达意之处甚多。倒不是他故意卖弄半吊子的文言功底，而是时代风气如此，虽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白话文有大行其道之势，但书信还是以文言及半文言居多。

    可能这样庄重？也可能是省纸张笔墨？他其实弄不清楚，反正以往写信也是这样，已形成习惯。幸好他只是半文言，或者说只是白话文夹杂一点文言，这样即便有些用语不当，表达的意思倒不至于偏到哪里。

    吴安平这样子冷嘲热讽，又是说理，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只怕蒋介石和蔡元培等收到信后，先要说一声“不知所谓”，才会有心情分辨他的意图。但事实正如他信上所说，这其实是阳谋，除非你不管不顾，那就受不到什么影响，只要你去权衡利弊，那事情就有趣了，或许不得不按照他指出的路走。

    这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手段，但对聪明人却历来很有效。蒋介石和蔡元培正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吴安平希望“历来”的惯例，能在两人身上再重演一次，使本已注定发生的事发生那么一点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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