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孙中山在世，这三大政策现在也未必就能继续下去。”

    “你此言何意？”

    “举几个例子先生就清楚了。不过，还请先生别怪我冒昧。”

    “但说无妨”

    “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一贯反共，这且不谈，但先生可知，蒋介石这个人其实一开始却并未有反共之心。”

    “蒋介石？难道‘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还不能说明问题？”

    “诚然，这两件事蒋介石做得并不光彩，但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脉络。据闻——先生别小看这个据闻，一般我这样说，都是有所依据的——去年春天，蒋介石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当时船票、护照、行李都已准备好，他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两边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先不说‘中山舰事件’内情如何，但现实是，当时就连身份远不如蒋介石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蒋介石在三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有权以‘叛变**罪’枪毙他。”

    “不说忍辱负重，但实际蒋介石确实只能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这样才能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才能坐稳他的位置。当然，权力是需要制约，但一党领袖受制到这种地步，先生以为蒋介石甘不甘心，会不会有怨念？”吴安平问道。

    李大钊态度坚决道：“正如你所说，权力是需要制约的，我们追求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

    吴安平也不反驳，笑了笑又道：“还有，蒋介石虽手握重兵，但从当时的军事体制来说，他其实很难掌握嫡系的第一军。按照规定，没有党代表的签名，他的命令就不能生效，而且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军事主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应该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蒋介石虽只不过是个委员。”

    “凭心而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虽当上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也得到了释放。换位思考，如果中共实力超强，实行国共合作，先生能答应让国民党员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并可以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可以保密，这样的合作条件吗？”

    “这有何不能”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毕竟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或许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甚至抓到了国民党大员的头上。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重，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直接威胁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民运动。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事态由‘杀猪出谷’发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发生。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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