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及物资限制,他们发挥的作用必然更大。
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几天的周密考察,巴玉藻、王助等对西峰的工业实力和技术能力都极为满意,甚至可说十分惊讶,同时吴安平对航空业的看重及支持,也让他们兴奋不已。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会反对,反而极为支持吴安平试图整体吸纳马尾相关从业人员的提议。有他们亲自谋划,再加上福州战火已迫在眉睫,相信用不多久,这些人便会陆续抵达西峰。
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十多人来自云南航空队,那里是唐继尧的势力范围。
陈应权与谭根、赵礼华都很相熟。他和谭根一样都是美国华侨,只是谭根是开平籍,他是台山籍。在美国时,他曾在旧金山华侨自办的图强飞机制造公司任副飞机师,后来响应孙中山号召,回国加入援闽粤军航空队,并参与了讨伐桂系军阀的战斗。这支航空队是中国空军最早的雏形。
陈应权和左纯庵一样,都有些跛脚。这是居留广州期间,他曾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驾驶的飞机出现机械故障,进行紧急降落时,飞机坠地,机毁人伤,故左脚留下了终身残疾。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陈应权奉命率领航空局其余人员和飞机留守广州,但陈炯明随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全部留守人员被其收编,陈应权被委任为航空局长。第二年,各路讨逆军回师广州,孙中山派人策动陈应权等反正,大义之下,陈应权遂率大部分人员出走香港。
同年秋,唐继尧在云南筹建空军,派人至香港聘请陈应权等人入滇。陈应权后任飞机队队长,林安任教官,旗人黄社旺任飞机师。可惜的是,这时的中国,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向唐继尧施加压力,要求聘请法国人为空军顾问、教官,唐继尧推拒不得,云南航空大权便逐渐落入法国人手中。这种情况下,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人最终被迫离开了云南。
这些人并不擅于制造飞机,却精擅飞行及空战,同样是吴安平急需的人才。谭根率领的飞行支队,原飞行员其实是由技术人员充任,新培训的飞行员还有些稚嫩,这些人的到来,正好可以填补技术人员重回岗位后的空缺,自然是制造及飞行两得益。南苑航校一部分人也会用到这里,其他则分入制造及修理部门。
钱昌祚和刘佐成是单独来的,其中钱昌祚原只打算到西峰考察一番,但考察的结果便是他决定留在西峰。
钱昌祚曾由清华学校保送留学美国,与巴玉藻、王助等可算校友,在这批人毕业几年后,他同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并在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读航空工程研究班,随后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并没有从事航空方面的工作。
陇东集团对他的邀请并不是由谭根等人发出,而是由北风重工一位熟识他的中层写的邀请信。钱昌祚在西峰细致考察数天,认为陇东集团真有可能实现自己工业强国的理想,遂表示接受吴安平的邀请,只是吴安平本想请他从事机械工程方面的工作,没料到他在航空工程上的水平更高,便顺其意由其自由安排时间,兼领两方面的事务。
刘佐成是清光绪年间选送的赴日本留学生,曾就读工业航校和早稻田大学,他是同盟会成员,并有一个日籍妻子。在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期间,他曾因刺杀福建督军护军使刘厚基事泄,出逃台湾、日本,后又一直携妻子儿女在上海日本租界避难。
直皖军阀战争中,李厚基的靠山皖系败北,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刘佐成终于不用再避难,先后被直系任命为航空大队长兼保定航空学校教官、中央航空司令部参谋、保定联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参谋及联军航空第一队队长。
他不但是飞行专家,也是飞机制造专家,谭根对其也有耳闻,自然不会漏发一封邀请信。这时,奉系联军正因保定、大名的归属问题,与直系吴佩孚、齐燮元闹得不可开交,而吴佩孚已控制不住河南的局面,直系眼看就要彻底消亡,保定自然乱成一团,面对这种局面,接受谭根的邀请显然不是一件十分难为的事。
三十多位高水平航空专家加入西峰,自然使吴安平欣喜若狂,尤其可以预见的是,再过一两个月,还会有南苑、马尾方面的数百人员陆续来到西北,这几乎已可以使陇东集团在军民航空方面的布局,全部支撑起最原始的架构。而这些人虽刚到西峰,吴安平也未放过,立时便催促他们给其他同仁写信,邀请更多人到甘陕来。他只抱定一个信念,网眼织得密,网撒得多撒得勤,总能捞上几条大鱼小鱼。
为使这些人死心塌地留在西峰,吴安平可说使出了浑身解数。不过有谭根、赵礼华做榜样,并从旁使力,结果是惊人的完美。
对巴玉藻、王助、王孝丰、钱昌祚等飞机设计及制造专家,他第一时间引导其参观了前锋战机生产线,并展示了斯图卡、蚊式、零式等战机的全套设计图纸,同时也带其深入到流水线生产与质量标准管理的培训课堂,阐述了自己对甘陕两年航空发展的规划,明确了对此无限制财力、物力支持的态度。
这一切都是巴玉藻等人见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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