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伏龙芝又提出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的建议，该部队的组建及其军事器材的供给完全由苏联负担。

    随后，中国局势发生突然变化，在英、日撮和和唆使下，北洋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握手言和，就共同讨“赤”达成谅解，孙中山被称为‘南赤“，冯玉祥被称为“北赤”。冯玉祥动摇不定，突然宣布辞职，退隐于绥远平地泉，于是苏联顾问、李大钊、徐谦又轮流出马，做起冯玉祥的工作，斯大林甚至亲派代表阿姆加，在库伦同冯玉祥见面商谈。

    冯玉祥本就没有退隐的意思，经过鲍罗廷、李大钊、于右任、徐谦等人几次劝说，自然而然登着台阶接受建议，决定加入国民党并赴苏联考察。在苏期间，他先后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多名领导人，只是没能与斯大林会面，季诺维也夫向他转交了斯大林的信，信中表示要把向其提供五万人军事装备的计划，扩大到装备四十万人。

    冯玉祥对此自是欣然接受，但实际对苏联及斯大林并无多少感激之心，他看得很清楚，西北军与苏联目前的合作，不过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而已。冯玉祥虽有爱国之心**之情，但对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理论，此刻并不深知，无论其当初联系孙中山北上，还是加入北伐联共、联俄，更多是出于为西北军找出路，而不是纯粹为实现**理想。

    接受苏联援助并非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他只是把苏联看作是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列强之一，是唯一可能满足其军事需要、摆脱巨大压力和发展自身实力的外部力量。冯玉祥感兴趣的是其武器弹药，而非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理念，其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苏联控制外蒙深感不满，而且又由于访苏期间见识过苏共审查党员，心中戒惧很深。

    同时，冯玉祥基本能够猜到苏联与自己合作的意图。

    北京政变后，与苏联交恶的日本和亲日反苏的张作霖的势力的发展，威胁到远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到了苏联在中国的利益。冯玉祥与奉系争霸符合苏联利益，但奉系气焰极旺，西北军劣势明显，若张作霖执掌北京政权，“深足为苏联之危害”。苏联方面选西北军援助，自然是希望通过加强其力量牵制张作霖，以争取与日本在远东的角逐中处于有利形势。

    这些援助其实不好拿。苏联方面在提供援助时，要求冯玉祥必须接受以下条件：援助有偿，有借有还；作出关于承认外蒙独立、同意苏军驻扎外蒙并在西北军势力范围内向苏联提供租界的书面保证。从西北军不断得到苏联军援的情况看，内情显然不会是冯玉祥所声称的，“双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

    而苏联援助的数量虽常根据西北军情况变化有所增减，但总量很可观。如果算上冯玉祥此次访苏，带到五原的价值四百五十万卢布的军援合同，那么苏联只援助给冯玉祥嫡系第一军的武器装备就将达到：步枪三万一千五百支，子弹五千一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七十二挺，炮六十门，炮弹五万八千发，军刀五千把，飞机十架，另有铁甲机车八辆，汽油四千多普特。

    但苏联对冯玉祥的援助既是大量的，也是谨慎的，在这一过程中，时时保持着对冯玉祥的戒备与怀疑。南口大战前，因为苏联怀疑冯玉祥“有可疑与不可靠处”，斯大林随即下令对未起运的武器停运。直到冯玉祥急派代表团赴俄考察军事、政治，并派留学生三十名，以示**决心，才重新恢复援助。

    冯玉祥也是一样，一面争取与苏联合作以取得大量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接纳苏联顾问，担心他们是政治宣传员，而非军事专家，害怕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会被削弱。苏联顾问不得不言行审慎，只从事军事教导，不进行政治议论。后经过李大钊、徐谦争取，冯玉祥才稍作让步，不过苏联顾问编写的讲座教材和教学提纲，仍需其提前审批。

    当然，冯玉祥还是要做足表面功夫的。在军政会议上，他时常说：“苏联的帮助使人感动譬如我们在平地泉的骑兵学校，苏联就一次帮助了我们五万元，作为购买马匹和添置教具之用。这些例子说明了只有列宁斯大林在帮助中国**，其他美日各国都在帮助军阀”

    本来南口溃败后，西北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还未散掉，到冯玉祥在五原竖起誓师大旗，散失在归绥的残部及降晋的倒戈部队重新归附，兵力很快便又积聚到了八万人。虽然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各部甚至步枪都凑不太齐，但等价值四百五十万卢布的苏联军援陆续运到，这八万人立刻重新装备起来。

    这批援助，计有步枪步枪三千五百三十支，子弹两千三百六十五万发，马克沁炮八十门，三英寸野炮十八门，榴弹炮八门，炮弹三十八箱近一万八千发，手枪五百支，除此外还有大量军品。总体看，西北军轻武器已足够用，只重武器还有不足，不过冯玉祥治军有个特点，往往把装备集中编配到精锐部队，因此具体到某一军某一师，其轻重装备却可能都很齐备。

    这八万人都是南口余生的精兵老兵，被**思想及苏联武器重新武装起来，战力自然不可小视。冯玉祥虽已预感解放军不可轻辱，但自觉凭借这八万西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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