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凭冯玉祥力保才重获自由,两人颇有交情,有这缘由,韩复渠、石友三等便商量投靠商震,或许还能保有军队。
他们找到商震说:“我们算你的部队,你给我们粮饷,但是不能解散我们的军队,还是我们自己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你拼命,我们虽然在南口已经垮了,但总不能饿死啊。”商震回去给阎锡山一说,阎锡山就同意了。
冯玉祥抵达五原后,电令韩复渠、石友三等到五原开会,这些叛将本不敢去,后经冯玉祥派张允荣、萧楚材到各处解释,加之石友三老父严责其不应忘恩负义,叛离冯总司令,这些人又终究畏服冯玉祥,这才回头听令,陆续赶赴五原。冯玉祥自觉这些人吃足苦头,投敌也多是不得已,便只申斥几句,并没有严厉追究这还属第一次的部队倒戈事件。
阎锡山得知这些降将要率部离开晋军,当然怒气冲天,这就相当于替冯玉祥白养了一个月的兵,结果连根毛也没捞到。但是,阎锡山派人拦截劝阻,韩复渠、石友三等人当即便翻脸,纷纷道:“投靠晋军本就是为了粮饷,你莫真以为我们就是你的兵了?”阎锡山毕竟不愿与冯玉祥这时再起冲突,只得退让,就此吃个闷亏。
为做好倒戈部队的工作,迅速占领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战略重镇——包头,同时打通库伦与绥远之间的交通要道,便于接收苏联援助的军需物资,根据共产党员刘伯坚及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的建议,冯玉祥将西北军的总司令部由五原迁到包头,驻扎在西脑包阎家大院。他深感新败之余,各部军纪废弛、军心涣散,便接连召开军政会议,开始大规模整顿及改造部队。
冯玉祥下令恢复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重申买卖公平、借物要还、损坏赔偿,不擅入民宅,不调戏奸污妇女的军规,并亲自带队查街巡视,一旦发现扰民之事,便立即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包头县长备了一桌酒席,想犒劳将领,冯玉祥却令撤席,不准享用,并质问该县长:“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
为重振军队士气,他除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讲解外,每早还要集合各部首长和司令部人员,亲自训话。每次训话必有六问:你我的父母是什么人?兄弟姐妹是什么人?亲戚朋友是什么人?你我入伍以前是什么人?你我退伍以后回到家乡是什么人?我们当兵的应该保护的是什么人?以统一士兵思想,激发其战争意志。
同时,冯玉祥接受刘伯坚建议,在西北军全面建起了政治工作机构。这些政治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刘伯坚先前曾分别写信给共产党中央、旅莫斯科支部、北方区委,要求尽快输送强有力的干部到西北军来。于是,便先后有数百共产党员到西北军担任要职,其中便有刚从莫斯科回国的二十三岁的邓小平。
另外,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在张家口办了一所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后由于南口战局变化,该校决定撤往包头。七百多名学员主要依靠徒步行军,走了半个多月,在八月底到达包头,并随后举行了毕业典礼。冯玉祥将部分学员分配进驻包头附近的部队,其余则先到新改组成的军事政治速成学校继续学习,然后再分配到各部。
这样很短时间,南口溃败后本接近崩溃的西北军便面貌一新,重又军威大震。而冯玉祥一直忧心的装备及军需补给,由于苏联援助源源到来,也得到了改善。
冯玉祥的西北军特别艰苦,其装备可能算是各路军阀中最差的。由于没有自属兵工厂,与北洋诸系翻脸后,武器装备便只能外购,但西北贫瘠而冯部又扩充太快,致使西北军装备总体一直恶劣。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陷入空前政治军事危机。他在电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电邀赋闲在家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出山。而段祺瑞执政后,屈从列强压力,背叛前约,不断阻挠孙中山北上,为此冯玉祥只能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当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时,冯玉祥为表心迹,开始时是拒不受命,执意说要解甲归田。
苏联政府注意到冯玉祥的左转倾向,开始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其驻华代表加拉罕曾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徐谦、李大钊交换意见,让他们劝冯玉祥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加拉罕派鲍罗廷与冯玉祥会谈,表示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古到张家口的路线,无偿援助西北军,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助其整顿部队。
为此,斯大林特意派苏联著名军事家叶戈罗夫任驻华使馆武官,实际负责对冯玉祥部队军事行动的策划、协调和配合。冯玉祥见此,自然不再隐居,出天台山接了西北边防督办的任,而此后,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便开始源源不断支援西北军,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对南方国民政府的援助。
孙中山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开始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斯大林甚至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孙中山去世和援助冯玉祥西北军的问题。后来,在中国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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