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宋应星对这个说辞有些陌生，实际上这个法子早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人提出来过，只是阻力实在是太大，根本没法施行。

    毕竟这个法子很明显地损害了地主士绅们的利益，而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别看一个个的都把儒家圣人之言成天挂在嘴边，满口仁义道德，可他们就是地主士绅这个大集体的代表，哪会自己坑自己？

    李致远解释道：“草创于嘉靖而于万历年间由张江陵（即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宋公想必是知道的。”

    “即把以前分别征收的田赋和力役合并为一，总编为一条，并入田赋的夏秋两税一起征收，而每一州县每年需要的力役，则由官府从所收的税款中出钱来雇募，不再无偿调发平民。”

    “而我所说的这个‘摊丁入亩’即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彻底取消人头税！”

    “即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以土地多寡而不是以人丁数目来征税，若如此，百姓又岂会再隐匿人口？官府又岂会再担心人都跑光了而收不到税？”

    “地多的多交税，地少的则少交税，国家的财政税收有保障，百姓也不至于破产，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具体施行措施上还需细细琢磨。”

    “譬如张江陵所推行的一条鞭法，纳税全部以银为标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在短期内虽是有利于朝廷财政，但长远看来，则是弊大于利。”

    “众所周知，百姓收获的只有粮，银钱极少，而地主富商手中银多，若全以银交税，百姓在缴纳两税的时候只得集中向地主富商们兑换，而地主富商必会借此将银价抬高，粮价贬低，到头来一条鞭法就会成为残害百姓的恶法！”

    “所以，我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般农民的土地税，以固定重量的谷、麦等具体实物为征收标准；而手工业者、商人、大地主则只收银。”

    “又譬如对于‘火耗’的问题，就更需要妥善处理，否则又成了地方官残害百姓的绝佳手段。”

    “一般而言，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每当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再将这些收缴上来的碎银熔炼成比较大块的银子。”

    “在这过程中必然会有些损耗，这些损耗就官吏们被默认为附加税，摊派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没错，银子在熔炼、运输过程中的确存在损耗，可谁能说清楚到底损耗了多少？有个确定的比例么？”

    “很显然地方上的官员们绝不会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如此就又给了他们上下其手的空间，不用想都能知道他们绝对会肆意摊派，中饱私囊。”

    “老百姓最怕的不是税重，怕的是无休止、不明不白的税！”

    “与其让老百姓不明不白地承受摊派之苦，倒不如将火耗纳入朝廷正税，规范管理，同时也可适当提高官吏俸禄、待遇。”

    “税政乃大事，宜公开清楚，切不可含混不清，让底下蛀虫有了暗箱运作的空间。”

    李致远一席话让在场宋应星听得津津有味，而张煌言等人倒并不意外，之前他们已有过多次探讨。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心怀天下的大明好青年，自然不可能对眼下大明朝的危局视若无睹，他们主要就是讨论明朝施政得失，即为何我大明朝会到了如今这步田地。

    在李致远不停带节奏的情况下，他们一致认为，大明之衰，衰就衰在税收制度上！

    说白了就是明廷没钱，收不上税，出现天灾就没法赈灾，没法解决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要造反。

    而没钱的朝廷更加难以打赢仗，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内战、外战一起来，直至拖垮大明朝。

    但明廷没钱不代表大明没钱，大明朝其实有的是钱，譬如江南的士绅地主以及两淮的盐商们就富得流油，但大明朝廷就是收不到税！

    要是明廷有钱，完全能顺利地解决内部问题，而外边的建虏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君不见一百多年前的宪宗皇帝成化爷接手的大明朝也是被“叫门天子”朱祁镇给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时，东北有建虏鞑子烧杀抢掠，屡屡犯边；西北的鞑靼人也侵入河套，大有效法前元忽必烈再次南下入主中原之势；而内部更有荆襄百万流民大暴动。

    大明朝真是危在旦夕，其实这和崇祯朝何其相像！

    不过成化爷好歹还有些钱，脑子也不笨，皇帝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就一举扭转颓势，犁庭扫穴，杀得建虏一蹶不振，一百多年才卷土再来，又北征鞑靼，收复河套，打得鞑靼蒙古人再不敢觊觎中原。

    然而现在的大明朝廷真的是没钱了，国库空虚，因为穷苦老百姓实在搜刮不到几个钱，而富得流油的士绅富商们又收不上税。

    皇家内帑更是早就见了底，再加上今上这一通令人窒息的操作，终于落到了现在这般田地。

    李致远见宋应星听得出了神，似乎忘了说话，只好继续道：“至于第二嘛，就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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