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有堵胤锡，基本用不着李致远担心，他开始考虑其他事情。

    首要考虑的就是他的军队，要为部下向崇祯皇帝和朝廷报捷请功，以抚慰军心。

    长沙既已收复，李致远偏沅巡抚的大驾和他数万大军也到了湖广，可他手下部将严格说起来还是无官无职。

    不让手下兄弟们看到好处，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这年头能看到的好处自然就是加官进爵和银子。

    这些人都属于李致远作为巡抚自行募集的兵，算是标兵，但还没有给予朝廷正式的官职。

    说起来，大明现在的军事体制很复杂，论兵制，分为卫所制和营兵制。

    卫所制是太祖皇帝依据隋唐时代的府兵制而创立的，明初即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

    一卫有军士五千六百人，最高长官称为卫指挥使，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一般一府设所，几府设卫，所以一省包含有多个卫，一省最高的军事机构为都指挥使司，最高长官称为都指挥使，管辖全省各府县的卫所，而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

    五军都督府有左都督（正一品），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等等官职。

    都指挥使司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等官职，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高级军官都不世袭，由朝廷从世袭军官中升任或从武举人中任命。

    卫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卫镇抚（从五品）等官职，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则都是世袭。

    为了维持卫所制的运行，自然要有一定数量的军户，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军户负担很重，生活困难，军籍比贱籍好不了多少，明朝中期以后就有大量军户逃亡，卫所兵严重不足。

    军户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地位的低落亦有关，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再加上文官集团彻底压倒武将，军人地位大为降低。

    卫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也不是战时组织，卫所军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战时由朝廷临时调兵遣将，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明初这种军事制度不久便因边患的日益加剧而改变，临时性的调兵遣将逐渐变成常规制度。

    自宣德以后，开始在边疆要地设置总兵，总兵官取代原来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地方最高武职官员，明朝的军事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制度可以称为营兵制，营兵最初的来源即是从卫所中抽调。

    后来总兵越设越多，到明末崇祯年间，天下的总兵不知道有多少。

    但总兵官本身并无品级，其下还有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总兵、副总兵在明初均以公侯伯或五军都督府都督充之。

    另外总督、巡抚有直辖的标兵，一般将领则豢养家丁，标兵与家丁独自成营。

    湖南原先也有几个总兵、副总兵，说起来也归李致远节制，但这些人不是投降贼军，就是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比如那个被李致远砍了头的尹先民，他此前就是长沙的副总兵。

    所以现在李致远手下的四万人全是直属于他的标兵。

    而家丁为将领私属，费用最初由将领自己负责，但随着家丁制的盛行，也就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朝廷给粮饷。

    由卫所军抽选为兵，从而出现了军兵，即来源于卫所军的营兵。

    但营伍所统的兵，与卫所军不同，实际上营卫不统属。

    与镇守总兵同时派驻地方的，是能节制文武的总督巡抚。

    再说募兵，自卫所制日益废弛之后，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人数众多，在明朝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但募兵不等于营兵，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但有部分募兵隶于卫所，募兵主要隶属于营伍，是营兵的主要来源。

    另外，在明朝还要注意“军”与“兵”的区别，实际上，军与兵的根本区别在于组织形式不同。

    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上而至五军都督府统辖，底层的卫所军官一般是世袭的。

    卫所军及军官属军籍，携带家属，世居一地，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

    兵则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

    兵一般不世袭，但由卫所军转为兵者例外，兵无户籍的规定，服役期限不长，一般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营兵不随家属，更接近现代兵制。

    营兵官本身无品级，有者则是卫所制下的官品，不世袭。战时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总、副、参、游等统领出征。将权相对提高后，兵可由将自行召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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