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提醒着自己，别走前车之徹，别犯翁明亮那样的低级错误。我陈书记面表信誓旦旦地表过态，而且是带着小手枪来的，我不能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不能为老领导丢脸。

    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将我那只心爱的小手枪拿出来，用擦枪油将它擦得铮亮。那只枪，虽说很不好看，工艺很粗糙，跟现的自制枪差不多，但我却将它当作宝贝。因为它是我活捉马九的见证物，是我立功的凭证，是我光荣历史的一页。

    小手枪变成了我的行头，变成了我的随身佩物，变成了我身份的象征，我不能没有它，不能离开它。我每天晚上将它擦拭一遍，然后将它放枕头底下，我枕着它睡觉，就觉得枪离我很近，我的阶级觉悟就会提高，就会对资产阶级思想有点警觉。第二天起来后，我洗涮过了，穿着好了，才将我的小手枪取出来，别腰后面，屁股后面就露出二寸长的枪管，让们瞧见了心里一惊，我的感觉也就很好，同时也觉得我象一位上了战场的战士，随时准备着对付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

    我剧团里工作，我与那些演员打交道，我知道那些红男绿女们说不定谁就是一发糖衣砲弹。为了防止被糖衣砲弹打我，我就将小手枪的意识提得高高的，一想到我身后有支小手枪，我就会将脸板起来，不多说笑，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好象是一位战士上了战场，进入了临战姿态，谁还敢我面前马马虎虎、说说笑笑没个正经呢。剧团里的演员由于职业的原因，嘻嘻哈哈地惯了，他们我面前说话总没有个正样。我对他们这一套就表现出十分地厌恶，我知道我的前任翁明亮就是他们的这种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被拉下水的。

    可是，这些嘻嘻哈哈的群里，也有小白鹅。这个小白鹅，你与那些掺乎一齐干什么呀？我来到剧团当工作组长后，成为了小白鹅的领导，我心里当然抹不去过去对她的那份暗恋，那个曾流过血的伤口，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隐隐作痛。来到剧团后，我想她，能见到她，可我又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心，见了她只是点下头，或者哼一声，算是过去了。我这种想，还不如不想，这种恋还不如不恋。这就象是一只香甜甜的果子，放你的面前，只能看不能吃，心里再急再痒也没有用，这不是更折磨吗？这也就算了，问题是，自我当上了剧团的工作组长，来到剧团领导他们，小白鹅看我的目光完全又变了一样，那目光温柔似水，带着深深的，深深的爱，深深的恋，那目光就是语言，就是暗示，说是信号，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她爱我，或者说是喜欢我，或者说我现不是以前的小白鹅，不是幼稚的小白鹅，不是瞎眼睛的小白鹅，现的小白鹅是成熟的果子，是觉悟的少妇，是明白女，是专一的相思鸟。

    我与小白鹅的故事，剧团里的不可能不知道，我知道这是我身上的一块疤，这块疤很丑，很难见，很丢现眼，谁若是一揭我这一块疤，不仅让我受伤、流血，还会给我造成极大的痛苦。好是，事发生青少年时代，好是我又当上了打土匪的英雄，好多年都没有再提我与小白鹅之间的故事了，也许是们忘了吧，这样最好，给我减少了痛苦。

    们不提我与小白鹅的那段尴尬事，并不能说明小白鹅与我就两清了。因为，我与小白鹅心照不宣，裤裆里摸虱子，不招外手，谁知道谁的。我是剧团里的领导，我不能与演员们嘻嘛啦哈的，可小白鹅不同，小白鹅毫不掩饰地向我飞眼神，象是甩钩魂枪。有一次，我准备组织演员们排新戏，没排戏之前我先给他们作个动员讲话，演员们就会场里集合好了，一个不少，说说笑笑的，嘻嘛啦哈的，他们等着我。当我一进会场，没有多说话，却见小白鹅们面前对我来一个飞眼，口念着戏词：“我们的领导――汪组长来―――也――－”全场一片喝采。那一飞眼，就象红娘飞张生，好不可爱，好不舒服，真有想上去抱她一下的冲动，可我却一脸的严肃：“干什么，干什么？开会了，严肃点。”我给小白鹅泼一头冷水，小白鹅却一点儿生气的意思都没有。背地里，她还与她的小姐妹们一起议论我，说我有化，有水平，有工作能力，县委重用，虽然长得不是十分的好，一对母狗眼，一张糖锣脸，一笑仨酒窝，说话娘子腔，过去看到我总觉得我很丑，但自从我当上了剧团的工作组长，咋也不觉得我丑了呢？她还问她的小姐妹们这是啥原因。她的小姐妹们戏弄她：那是你爱上汪组长了。小白鹅并不生气，也不反驳，又问她们：那你们说，汪组长值不值得爱呢？小姐妹们答：当然是值得爱的。小白鹅说，那你们谁爱他，我给你们牵线搭桥。小姐妹们这才知道上了当，反击道：我们哪有那缘份，汪组长是你胡大姐的私有财产，我们与汪组长那是隔差太平洋握手――够不着。另一位小姐妹说，我们与汪组长那是戴着草帽亲嘴――差一百圈子呢。

    我们大众梆剧团里的演员因为都是草班子里挑来的，都是旧社会的艺，有化的没几个，为了提高他们的素质，我就将我过去扫盲的那一套搬来，没有事的时候，我就组织他们学化，学时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我曾演职工会议上说：“学习是很重要的事，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化是不行的。上边号召学化，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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