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平原君，要他交出藏匿在自己家中的魏相魏齐(范雎的仇敌)。赵王闻讯，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发兵包围平原君府，魏齐趁着夜色逃出，求救于赵相虞卿。虞卿又与魏齐一同自小路逃往大梁，希望通过魏国信陵君的关系逃往楚国。信陵君得到通报，因为畏惧秦国，“犹豫未肯见”，故意装糊涂说，虞卿是什么样的人呀?信陵君的“上客”侯赢在旁边看不过去，便接嘴说，虞卿是什么人?是个趿着草鞋，扛着雨伞，随随便便地前去游说赵王，才见了三次，就拜相封侯，普天之下都争相结识的人。那魏齐穷途末路，求救于虞卿，虞卿不敢看重高官厚禄，解除了相印，辞掉了封爵，连夜抄小路来到大梁，只为急他人之难而求救于公子，公子却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信陵君一听便脸红了，连忙驾车赶到郊外相迎。但魏齐早已听说信陵君的留难，怒而自刭了；而虞卿遭此打击，深感“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从此郁郁寡欢，只好去发愤著书。

    平心而论，信陵君绝非小人。八年以后，他为了救赵之危，竞担了天大的干系，窃取兵符，刺杀晋鄙，夺魏王军权以攻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救赵”，曾一再被演绎成、戏剧和电影。信陵君这一义举，是否受到“魏齐事件”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信陵君不是小人，则可以肯定。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有名的君子。“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如此德高望重，尚且难免势利，况芸芸众生乎?

    因此，要对抗势利，除了要有良心外，还要有义气。魏齐对于信陵君是否有恩?想来没有。事实上侯赢也并未谴责信陵君不讲良心。其所以打动信陵君者，还是虞卿“急士之穷”的“大义”，一种不愿看到一个国士竟走投无路的“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是一种爱心，一种见人遇难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一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义之心”。其实魏齐与范雎的恩怨，与虞卿和侯赢都没有什么干系，他们纯粹是“多管闲事”。而且，魏齐对于范雎，也确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恶。当初，范雎地位低下的时候，曾随同魏国中大夫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须贾为了推卸自己出使失败的罪责，竟诬陷范雎“里通外国”。作为国相的魏齐，只听了须贾的一面之词，便喝令手下把范雎往死里打。范雎装死，魏齐又令人将其扔进茅厕，让喝醉酒的宾客往他身上撒尿，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范雎得势之后，必欲置魏齐于死地，也是“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如果这时范雎还只是一个布衣，则无论他如何复仇，复仇的手段如何无所不用其极，都会被视为义举。但这时范雎已为秦相，恃强秦而凌弱国，便未免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了，因此才引起虞卿、侯赢等人的义愤，非得要帮那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魏齐不可。

    由此可见，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一般回报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义。义与利是不相兼容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气是势利的克星。一个人做了坏事，如果既未受“良心谴责”，又不能“良心发现”，其他人就有理由制裁他，制裁的行为就叫“义举”，而制裁的动机就叫“义气”。这样，一个人如果因“势利”威胁利诱而不顾“交情”，那么，他即便不怕良心的谴责，也要忌惮义气的制裁。江湖中人之所以比别人更讲义气，就因为在充满危险的江湖道上，利的诱惑和害的威胁都更大。久而久之，义气便差不多变成了江湖上的专用名词。

    义气无疑也本之于人情，所以又叫做情义。然而，无情者固然无义，有情者却未必有义。有的人，平时不乏脉脉温情，紧要关头却畏畏缩缩，便是有情无义。显然，情是“感”而义是“气”。气有血气，有习气。血气刚烈者勇，富于“勇气”；习于仁义者正，富于“正气”。加起来就成为“节操”，叫做“气节”。有此气节，于己，则忠信诚毅智仁刚勇；于人，则坦荡磊落正大光明。既视死如归，又疾恶如仇，当然也就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为维护正义和主持公道不惜大义灭亲、舍生取义了。

    这也是义气与良心的不同之处。良心只管自己，义气却可以由己及人。这样，它就能起到一种良心起不到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只是“不讲良心”，也许不过“心”无所安；如果居然“不讲义气”，那就可能“身”受其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人情味

    良心和义气是人情法则的哼哈二将。一个“诛心”，一个“杀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陶冶于内，一个制约于外。如此，则人情法则的贯彻，也就畅通无阻。

    不过这哼哈二将，也只是对付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是用不着开口良心闭口义气的。一个人，有事没事的，又没谁招他惹他亏他欠他，也动不动就良心义气，就没意思了。

    有意思的是“人情味”。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极富人情味。“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同”。弥勒笑口迎宾，观音托瓶送子，山川自相映发，禽鱼自来亲人。就连看病，也极富人情味：两指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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