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看着办吧。戴笠也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是够得上杀头罪的。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他的本意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10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万没想到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戒心里。蒋介石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蒋戴两个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蒋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协作戴笠对之也感情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级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对之加以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大把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没想，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它情报系统的摩察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意不偏袒军统。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也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什么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唐纵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开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中，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蒋又以戴兼职过多为由，撤去自己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一种“鸟尽弓藏”之感。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开始了“读史”。每有空闲时间，就由秘书周念行给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一类的历史名著。周念行是戴笠在江山县文溪高小的同班同学，曾在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留学，对中国历史有相当的造诣。每当周念行在讲史说到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戴更是心有所感。尤其当周念行讲到唐朝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大特务周兴、来俊臣虽为武则天执政出过死力，后因了解武则天隐私太多而终被武氏所杀时，不禁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戴笠由此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戴笠科长知道蒋介石的隐私实在太多了，有时甚至直接参予，特别是陈洁如事件，给他留下了无穷隐患。

    1942年11月18日清晨4点钟，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波音307型客机阿帕切号，在重庆西北100英里处的美军空军基地待命升空。机头灯光照见一辆轿车驶上跑道，后边跟着一辆救护车。

    轿车中出来的有蒋介石和几名美军军官。从救护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宋美龄，被小心翼翼地抬上了飞机。

    飞机怒吼着开始在跑道上滑动。宋美龄挣扎着起身朝蒋介石招手。那白白的瓜子脸像玉兰花瓣那样白皙、粉嫩。鬈曲的黑发松软地由前额梳向后颈，在那儿打成一个光滑的发髻……

    飞机在前面腾空而起时，蒋介石仰起头，站在跑道边抹起了眼泪，他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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