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与土肥原订立密约，着手在上海筹备浙江省伪政府，土肥原答应委任他为浙江省省长。

    此时，正值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特务处不复存在了，趁此机会，戴笠电邀香港的杜月笙来武昌。

    恰巧，蒋介石又在汉口找戴笠谈话，间隙，戴笠宴请了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告辞，席间只剩下杜月笙、陆京士，汪曼云3个人。

    戴笠单刀直入道：“三哥，张啸村在上海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月笙一惊，巴替张啸村辨解道：“不会罢，大概是我们相隔太远，传闻失实吧？”

    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话，站起来在地板上兜起了小圈子，他是久经江湖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类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最爱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因此，他故意把杜月笙的两个徒弟留在现场，有陆、汪两人作证，一旦张啸村被杀，都知道这是戴笠的事，与杜月笙无关。

    兜了几圈，戴笠手按杜月笙的肩胛，道：“三哥，你要大义灭亲呵！”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紧张得一齐盯往杜月笙……

    杜月笙脸一沉，激动地说道：“我的人决不杀他，我还会尽可能地保护他！”

    戴笠见自己目的已达到，对汪曼云道：“曼云兄，你回上海对张啸村说：‘要再是这样搞下去，休怪我要他的脑袋！’”

    汪曼云吱唔道：“是，是。”

    戴笠说罢，觉得还不够明白，加了一句道：“等我查明后立即动手！”

    杜月笙领着两位徒弟出门了，握手道：“听雨农的口气，小村很危险。雨农一向神通广大，又不肯听我劝，这又如何是好？”

    陆汪二人劝道：“师傅尽了心，我们都眼见了，张啸林一定要跟雨农作对，惹了祸是他自招的。”

    几天后，戴笠的手下赵理君斧劈唐绍仪，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不满，强调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届缉拿凶手。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便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自己的名义，给康绍仪的家属发出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5000元，并有务民党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紧接着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道德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3层、一座2层的旧式楼房，另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不久，又强迫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白枣子岚垭“漱庐”的3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辟为接待一般特务客人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作为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和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200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50号房屋作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上的破庙五灵观作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准备扩建军统局。

    戴笠抢占重庆地盘的同时，对暗杀张啸村的工作仍然没有放松。

    一日，戴笠准备亲临上海布置铲除张啸村，蒋介石急急将戴笠召去。

    蒋介石非常气愤，手里拿着一张报，眼睛瞪着戴笠。

    戴笠垂手而立，见蒋介石久不开口，小声探问道：“委员长有事？”蒋介石将报纸一甩：“你自己去看！”

    戴笠弯腰拾起，见是一张香港《南华日报》，上面发表了汪精卫：“通电”，公开向日本投降。

    戴笠说：“我早就截获到他和土肥原暗中通电，只是破译——”说到这里，见蒋介石不悦，马上改道：“汪精卫12月8日不是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会议了么？怎么，他又逃到河内去了？”

    蒋介石待戴笠看完了报纸，不悦道：“情况报纸上全有了，你马上派人去河内布置，要赶在他没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除掉他。”

    戴笠连连道：“是是，学生就去照办。”

    1939年1月，戴笠由重庆飞抵香港，租借了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住下来，做为刺杀汪精卫的指挥中心。在香港给东恭澍、王鲁翘、唐英杰办好了出国手续，要他们去河内。

    戴笠吩咐道：“到了河内，你们直接去找国民党居河内总领事馆许念曾老先生帮忙，可心利用的办公场地做为刺杀汪行动指挥所。”

    原来在此之前，戴笠已先行派余东醒带领几个行动员去河内进行侦察。

    在河内，戴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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