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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看见》，之前看你们很感兴趣的样子xd，今天不放语录摘抄，放半章正文。

    .

    人类与*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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