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她从葵花地里刚刚抱起来时，心里锁着满盈盈的黏稠的黑血，因此我的心很重很沉，像冰凉的石头一样下坠着，因此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灰白的，如同寒风扫荡过的街道。后来是她的青蛙呜叫般的响亮哭声把我从迷惘中唤醒。我不知道是该感谢她还是该恨她，更不知道我是干了一件好事还是干了一件坏事。我那时惊惧地看着她香瓜般扁长的、布满皱纹的、浅黄色的脸，看着她眼窝里汪着的两滴浅绿色的泪水和她那无牙的洞穴般的嘴——从这里冒出来的哭声又潮湿又阴冷，心里的血又全部压缩到四肢和头颅。我的双臂似乎托不动这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裹着的婴孩。

    我抱着她踉踉跄跄、戚戚怆怆地从葵花地里钻出来。团扇般的葵花叶片嚓嚓地响着，粗硬的葵花叶茎上的白色细毛摩擦着我的胳膊和脸颊。出了葵花地我就出了一身汗，被葵花茎叶锯割过的地方鲜红地凸起鞭打过似的印痕。好像，好像被毒虫蜇过般痛楚。更深刻的痛楚是在心里。明亮的阳光下，包裹婴孩的红绸子像一团熊熊的火，烫着我的眼，烫着我的心，烫得我的心里结了白色的薄冰。正是正午，田野空旷，道路灰白，路边繁茂的野草，蛇与蚯蚓般地缠贴着。西风凉爽，阳光强烈，不知道该喊冷还是该喊热，反正是个标准的秋日的正午，反正村民们都躲在村庄里没出来。路两边杂种着大豆、玉米、高粱、葵花、红薯、棉花、芝麻，葵花正盛开，黄花连缀成一片黄云，浮在遍野青翠之中。淡淡的花香里，只有几只赭红的野蜂子在飞，蝈蝈躲在叶下，忧郁地尖声鸣叫，蚂蚱在飞，燕子在捕食。悬挂在田野上空、低矮弯曲的电话线上，蹲着一排排休憩的家燕。它们缩着颈，一定在注视着平滑地流淌在绿色原野上的灰色河流。我闻到了一股浓郁得像生蜂蜜般黏稠的生命的气味。万物蓬勃向上，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生动表现是猖獗的野草和茁壮的稼禾间升腾着燠热的水气。天蓝得令人吃惊，天上孤独地停泊着白云像纯情的少女。她还是哭，好像受了巨大的委屈。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个被抛弃的女婴。我的廉价的怜悯施加到她身上，对她来说未必就是多大的恩泽，对我来说却是极度的痛苦了。现在我还在想，好心不得好报可能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你以为是在水深火热中救人，别人还以为你是在图财害命呢！我想我从此以后是再也不干好事了。当然我也不干坏事。这个小女婴折磨得我好苦，这从我把她在葵花地里抱出来时就感觉到了。

    破烂不堪的公共汽车把我一个孤零零的乘客送到那三棵柳树下，是我从葵花地里捡出女婴前半个小时的事。坐在车上时，我确实是充分体验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车上那个面如雀蛋的女售票员也是这么说。她可能是头天夜里跟男朋友玩耍时误了觉，从坐上车时她就哈欠连天，而且打过一个哈欠就掉转那颗令人敬爱的头颅，怒气冲冲地瞪我一眼，好像我刚往她的胸膛上吐过一口痰似的，好像我刚往她的雪花膏瓶子里掺了石灰似的。我恍然觉得她的眼球上也生满了褐色雀斑，而她的一次次对我怒目而视，已经把那些雀斑像铁砂子般扫射到我的脸上。我惶恐，觉得好像挺对不起她的，因此她每次看我时我都用最真诚的笑脸迎着她。后来她原谅我。我听到她说：“成了你的专车啦！”我的车长达十米，二十块玻璃破了十七块，座位上的黑革面像泡涨的大饼一样翻卷着。所有的铁器官上都遍被着红锈的专车浑身哆嗦着向前飞驰，沿着狭窄的土路，把路两边绿色的庄稼抹在车后。我的专车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军舰。我的司机不回头，问我：“在哪儿当兵？”“在××。”我受宠若惊地回答。“是要塞的吗？”“是啊是啊！”我不是“要塞”的，但我知道撒谎有好处——有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传染了我。司机情绪立刻高了，虽然他没回头，我也就看到了他亲切的脸。我无疑勾起了他许多回忆，他的兵涯回忆。我附和着他，陪着他大骂“要塞”那个流氓成性的、面如猿猴的副参谋长。他说他有一次为副参谋长开车，副参谋长与三十八团团长的老婆坐在后排。从镜子里，他看到副参谋长把手伸到团长老婆的奶子上，他龇牙咧嘴地把方向盘一打，吉普车一头撞到一棵树上……他哈哈地笑着。我也哈哈地笑着。我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副参谋长也是人嘛！”“回来后就让我写检查。我就写：‘我看到首长在摸女人奶子，走了神，撞了车，犯了错误。’检查送上去，我们指导员在脑勺子上给了我一巴掌，骂我：‘操你妈！哪有你这样写检查的，回去重写吧！’”“你重写了吗？”“写个席！是指导员替我写的，我抄了一遍。”我说：“你们指导员对你蛮好。”“好个屙！我白送了他十斤棉花！”“人无完人嘛！再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了嘛，是‘四人帮’的罪过。”“这些年部队怎么样？”“挺好，挺好。”

    车到“三棵树”，我的售票员小姐拉开车门，恨不得一脚把我踹到车下去，但我和司机攀上了“战友”，所以不怕她。我把一盒“9·9”牌香烟扔到驾驶台上。这盒烟劲儿挺大，司机把车开出老远还为我鸣笛致谢呢。

    下车。前行。肩背一包糖，手提一箱酒。我必须顶着太阳走完这十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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