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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见庆昭，是在云南大理。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低谷，没有工作，百无聊赖，在朋友所开的小旅馆里闲住。每日无所事事，只为打发时光。我的朋友美术学院毕业，曾经在油画界略有声名。即使他决定退出江湖，只想在小旅馆里维生度日，依旧是我眼里一个有天分的画者。他在大理已经隐居多年。

    那天，他陪我去集市买蔬菜，突然对我说，我见到一个朋友也在这里。她不常过来。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他一向知道我不愿意与陌生人来往，这次主动提起，肯定有他的理由。于是我便跟着他走向前去。

    我看到一个女子，穿着和当地人无异的斜襟盘扣上衣，洗得发旧的深绿碎花棉布，手制绣花鞋。盘越南髻，戴一只式样复杂的银镯。皮肤粗黑，没有任何化妆。身边倒是非常热闹。撑着一把伞，伞下是个模样精乖的幼童男孩，一只金黄色大狗蹲在身边。她刚刚把一筐苹果搬到车子的后座，支起身在雨中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朋友说，庆昭，今天过来买菜吗。他的神情对她很尊重。

    她说，是。她的声音很轻，眼睛看起来镇定沉着，但笑起来的时候，却又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羞涩。很难当下感觉到她的真实性情。

    这是我从北京来的朋友。下次可以带她来你海东的房子看一看吗。

    可以啊。欢迎。

    就这样打个照面，招呼之后，她便上车离开了。

    我没有告诉朋友，我是认识她的。她曾经是颇有争议的写作者，后来却突然不再写任何东西，同时从所有的人眼睛和嘴巴里失踪。大家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在做什么。总之在写作的圈子里，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人的存在。这四五年来也没有任何音讯。对出版商或读者来说，新书新作家层不不穷，始终前赴后继波涛汹涌。一个人的失踪，很容易被忘却。只是偶然在书店，还有看到她的作品集在售卖。现在才知道她原来早离开北京。

    很久之前，偶然的机会，在北京我曾见过她。一个大出版社的年终聚会，邀请一些知名作者和评论家来聚餐。很多人踊跃地联络感情，高谈阔论，只有她独坐一隅，如同一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对身边的喧嚣场面和陌生人群，没有任何隔膜，却也丝毫不存在交流的台阶。一言不发，默默地吃饭。周围的一切，仿佛只是路途风景，但需眼观耳闻，不需要介入其中，也不必放入心中。

    我料想如果对她提起那次聚会，她大抵会微微皱起眉来思索，然后直接地说，抱歉，我不记得了。她自然不会记得我。也不会记得随意出现在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虽然她看起来这样谦和平易，没有任何骄矜。但这种骨子里的傲气，是让人感觉有压力的。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断然清楚的自知之明。比任何的盛气凌人都更为剧烈，且带给人挫折。

    朋友在旁边轻声说，她来得比我早。我曾经还是她的读者。每年清理书架，那几本旧书还是一直放在上面。

    我说，见到自己的偶像现在变成一个拖儿带女的家庭主妇，心里又有何感想。

    他说，很欣慰。她的选择很好。你想，当任何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男是女，是快要40岁，还是刚满15岁，是正在读高中，还是已经读完博士，都在看一个年轻女子的小说，她被误解误读的可能性会有多少……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寂寞的。

    我一直没有去海东。但是已经打算回去北京。在小旅馆里几乎已度完整个冗长雨季。客厅里经常有一帮日本男人混杂着躺在炕上裹着棉被看乏味至极的足球，闷头打完一盘接一盘的桌球。半夜饿了，便走去街头的烧烤摊买韭菜和带鱼串吃。大理的烧烤又辣又咸。坐在摊子边的小板凳上，老板娘有时闲闲过来搭几句话，因为我的寡言也觉得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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