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纔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懮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懮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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