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博雅回到太太家。他太太还没睡。

    “你身上有酒味。”她说。

    “不错。”

    “你又跟女人出去了？”

    “不错。”

    “我以为你住在我娘家，至少会顾全面子。”

    博雅继续脱衣服。

    “你住在哪一家旅馆？”

    “你不必知道。”

    “今天下午有一个人来找你，问你在哪儿，我甚至答不出来，我母亲以为我至少应该知道，这不是过分了吗？”

    “他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他还会再来。”

    博雅看出她的眼睛红红的。她话还没说完，自己喃喃念个不停。“我知道，”她说，“年轻人在上海就像馋猫走进鱼罐似的，没有妓女也有逃妾。”

    博雅抬眼看她：“原来你还在谈这个问题。什么逃妾？有些姨太太不喜欢一个男人，还懂得逃开哩。”

    他的话里带刺。想到香云说太太竞争的那段话，他咯咯笑起来，凯男声泪俱下，他却继续想自己的心事。

    其实那天下午她母亲问起博雅，凯男已经哭了一场。她母亲是一个好强的女人，便把一切告诉丈夫，但是夏先生是一个老秀才，不太习惯时髦的环境，又感激阔女婿带给他的一切舒服的生活。他说话还用文言文，不爱用现代语助词。此外他心里也没有什么异议。

    “自找麻烦亦无用，”他对老妻说，“凯男虽如此说，女婿总是女婿。她想阻止他，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你阻止他和一个女人来往，难保他不会找另一个女人。有何妨呢？他不是很照顾我们两老吗？”于是问题到此为止了。

    第二天早上博雅起得很晚。午饭后他想起自己答应找一个律师，就走出门去，告诉凯男他今天要走一整天。

    他跨入巷道，一个方肩长袍的男子向这边走来。后面有一辆新车和一个结实的司机。

    “你是姚先生？”

    博雅点点头。

    “董先生要见你。”

    “谁是董先生？”

    “别管啦，上车。”

    博雅看看那位壮司机，以为是绑票。他想溜，但是那个人抓住他的手臂说：“别怕。我们主人约你去谈谈。”

    博雅觉得他被绑了，也许要签一纸巨额的支票才能放回来。他尽量保持镇定，上了车。那个人对他很客气。司机穿着便服，面孔还蛮愉快的，看起来很像是上海本地的劳工阶层。

    “怎么回事？”他问道。

    那个人说上海话：“董先生见了你，你就知道了。他派这辆车来接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我们奉命行事，从来不多问的。”

    汽车驶入法租界，在一间雅致的花园洋房边停下来。守卫认出车子，便把一扇大铁门打开。

    博雅现在不再害怕了。他听到过董先生，据说是中国黑社会最有名的头领之一。三天前他才听阿非说过，董先生是中国方面最活跃的人员，专掩护地下活动。也许董先生听说他到上海来了，想要他捐献工作资金。

    一个穿中山装，个子挺高的青年领他入内。董先生的办公室在楼下，占了两间相连的房间，家具中西式都有，墙上挂着八张书法。屋里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和几位秘书。董先生亲自站起来迎接他，笑容坦白有力：

    “这样打扰你真抱歉，姚先生。但是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你的忠告。”

    “有机会认识你，非常荣幸。”博雅说。

    主人要博雅坐下。他的态度揉合了中国旧式的礼貌和行动分子干干脆脆的率直感。他快步走向里屋，对一位秘书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书桌，再度露出笑容。

    名人董先生年方四十，留着小平头，一边说话一边摸头发。他面色可亲，颧骨中等，骨骼均匀。身穿一件蓝棉袍，而衬衫袖子卷在棉袍袖的外面，博雅对他整齐的仪表十分倾心。他是法租界政府的议员，对方没有他根本无法执行法律和命令。他手下的党羽确实参加绑票案，不过不知道背景，不可能了解这个秘密组织。这一类非法组织具有千年的历史，在政治紊乱的时代产生，杀税吏贪官，劫富济贫，自有一套“江湖人物”的侠义规矩。结果董先生也变成上海最有力、最强大、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常常名列救灾活动的领导地位，连佛教红十字会字标记、和纳粹旗帜相反也不例外。

    董先生是蒋介石和许多政治领袖的好友。战争一起，他变成政府和外在世界最重要的爱国联络人，因为他的担保受到普遍的信任。他升上今天的地位，主要是他处事公平，对金钱又视如粪土。除夕夜他屋门大开，一堆堆钞票放在桌上，谁需要谁就来拿。组织里的下属人员则在公共澡堂里接受分红。战争爆发，他投身反汉奸工作，对政府帮助很大，他还负责刺杀过不少汉奸。后来他在上海和香港把最后一文钱也花在政治工作上。但是他需要钱的时候，随便哪一位银行家朋友都会乐意捐出一二十万来。

    秘书拿出一叠资料。董先生接过来，叫他把拉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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