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冬至假放过之后，木兰和妹妹莫愁又离家去上学，要到新年才回家。在学校把家里假期中发生的事，对同学谁也没提。不过很显然，对每个女同学而言，重要有趣的事都是发生在校外，而不是在校内的。

    她俩回京过为期较长的年假之时，带着一个新朋友女同学钱素丹回家。因为素丹的家在上海。素丹面色苍白，多愁善感，虽然她母亲是基督徒，她生长在耶稣教的家庭气氛里，她的中文学科却很好。木兰听说她在家可以说是个叛徒，跟她母亲姐姐完全不一样。虽然母亲反对，她决定不进教会学校，一定要进中国公立学校念书。她写的墨笔字非常之美，中国旧小说也看得蛮多。她聪明又机智，跟木兰一样，也能唱京戏。她坐着的时候儿，像男人一样，也会颤动她的腿。在学校没有胡琴儿，可是每逢在寝室哼哼几段儿京戏，她就用手指头在膝盖上敲板眼，嘴里哼哼胡琴的调儿。在她的影响之下，木兰也看了些章回小说，由于好多旧小说字小，印刷不好，她的眼睛很吃亏。所以后来，木兰有轻度的近视，不过她始终不肯戴眼镜。因为近视度数不深，她若不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想得到，但是，每逢她往远处望，眼睛就显得有一点儿朦胧的怪样子。素丹也把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教规告诉了她一点儿，当然基督教也有优点，也有缺点，还有素丹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她相信男女结婚是要自己做主张。素丹对中国的文化制度等等都赞成，就是反对传统的有关妇女那套道德教条，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结婚制度。这种赞成中国文化，而反对旧式婚姻制度妇女道德，似乎是互相矛盾；但是并不然，因为素丹，不管是在中国古代，或是在中国现代，她就是会闹风流韵事的那一型。在西洋的思想之中，只要她喜爱的，或是相信有其道理的，她就赞成。

    新年即将来临，木兰一看素丹不能回南方家里去，还得待在学校，就邀她到北京自己家过年假。

    姐妹俩发现体仁已经安定下来，父亲也不再生气，心里很欢喜。体仁每天和舅舅一块儿到铺子里去。因为表面儿上有个正业，又有自由去看银屏，体仁心满意足，也就不再追问那封假信的事。他下午出去“看朋友”，舅舅并不拦阻他。若是回家晚，或是晚上不在家，那就是因为有人请吃饭，或有人约听戏，他就这样告诉母亲，当然，这是成年人的自由，生活上难免的。甚至他舅舅，也从来没想到他还和银屏有来往。他一要钱，就要几十块钱，他舅舅认为没有什么可怪的。

    因为体仁很精明，自然知道何以自处。银屏现在开始跟体仁要钱。她提出的充分理由是，她若不积攒点儿钱留着用，万一体仁的父亲知道了，或是有别的岔儿，她就分文不名，怎么过日子呢？体仁知道过年是结帐的时候儿。他不愿意狮子大开口吓他舅舅一跳，也不愿意自己的花费让父亲知道。他想最好等新年过完，有什么麻烦再说。这样至少在年假里，大家过个平平安安的快乐新年。体仁的快乐真够得上完美无缺了。若是没有银屏，他自然会在北京前门外找到别的女人；银屏若还在他家姚府上，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任性自由。现在不但把一个完全自由的银屏金屋藏娇，而且他发现在他离京在香港的那一段日子里，银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会穿会打扮，还精于取悦男人的艺术呢。不久之后，华太太和银屏全看出来体仁在她们那儿那份儿逍遥自在，于是就尽其所能让他称心如意。他的二十五块钱立刻用在装饰房子的内部。体仁说墙上挂的一张画儿很坏，第二天就摘了下来，换上了一张西洋裸体美女的油画，配着红木的镜框儿。屋里现在有新镜子，新脸盆，新椅子。他一到，就好像一家之主到了一样。没人骂他，他说话，没有人打驳回，他常常意外发现，她们俩给他准备好他平素特别爱吃的东西。房东太太说要把正房让给银屏住，自己搬到木屋去。体仁答应把那个小地方儿装饰得精美悦目，不过告诉她们他得把计划延到新年以后。同时他把驾临香巢的日子次数儿，安排得很巧妙，就是每个礼拜不在家的时候儿，不超过一次，这样很容易找借口，自然引不起谁怀疑。

    木兰姐妹俩，各自心里都以冬至假期之中没有看见立夫为憾事。事情只是赶巧，并无特别原因。立夫和他妹妹时常到姚家来。两个女儿不在家，姚大爷总觉得寂寞无聊，所以立夫一来，就和立夫说话，并且要他下次再来。于是在这位老人和这位年轻人之间便产生了友情。立夫听惯了傅先生谈话，觉得和姚大爷谈论此事，谈论文学，很容易，很自然。说来也怪，老年人的思想却比年轻人的思想还进步。姚大爷新近在澡房添制了一个喷水浴的莲蓬头儿，子夜练气功之后，早晨加上一次喷水浴，别的时间的养生修炼之后，也添上喷浴一次。有时候儿，他到北京饭店去吃一次西餐。他有一度，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他居然会信中文可用英文字母拼音。他对文学的批评很严格。立夫刚刚爱上六朝的骈体文，但是姚大爷对那种文体则表示轻视，说那是徒供装饰而毫无实用的死文章，不过堆砌辞藻排列音韵而已。他向立夫说：“要读桐派的文章，读方苞、刘大櫆的文章，读诸子的文章。”姚大爷所喜爱的哲学家，是道家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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