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细雨中，戴着一个大斗笠。她在野猫溪江边，在停货船的趸船前等父亲。

    江上各类运输船远比客船多，开得慢悠悠的，细雨飘雾时，汽笛更是声声不断。她不知道父亲在哪条船上，蒙蒙细雨变成了瓢泼大雨。她着急起来，不时在沙滩上走动两步，但还是等着，她心里正燃烧着对母亲的怒火。

    父亲已三个月没有回来。当她终于看到父亲扛着随身衣物走上跳板时，她就迎了上去。

    父亲回家就开始打母亲，他从未动手打过她，结婚十五年来，这是第一次。

    母亲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个多月就很出怀，她不躲开父亲的巴掌，只是用手护着肚子，“求你别打，不要伤了娃儿。”

    父亲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亲想去拉他，又不敢。母亲抱着架子床的柱子，流着泪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就行了！”父亲站了起来，薄薄的一扇门被他弄得哐当哐当响，二姐三哥吓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来。父亲连轰带打把他们统统赶出门。

    紧掩的房门挡不住父母的争吵，不断有哭泣声，二个人都在哭。二姐牵起四岁的五哥到院门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没有露面。到晚上还不见孩子们回来，父亲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进堂屋，她想溜上阁楼，被母亲看见，只好随母亲回到房间里。

    一跨进门槛，母亲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弹着斗笠上的雨水，装着没听见。母亲扯过斗笠，给她一掌。大姐避开了，嘴里骂了一句。母亲气得脸都白了，走过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还手。母亲有身孕，行动不太方便，但个子比大姐大。母女俩闹得天翻地覆。院子里的邻居都来观看，但谁也不上前劝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湿的父亲，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儿女回来，才把大姐一把拖开。

    “你怎么敢和你妈对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儿的却不能动手，”父亲对大姐狠狠斥责。

    大姐哭着说：“爸爸，我是帮你呢，你还帮妈？”她一扭头就冲进没点灯昏暗的堂屋，从围观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讲下去，她说她只能讲到这儿：母亲怀上我，她和母亲打架。

    我怎么逼她也没用，她掉头就走了。

    一个大问题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样，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谁。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大姐这头断了线，四姐自顾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周围的人都回避我的问题，我已感觉到谜底会令我非常难堪。但越这样，我越急于想解开这个谜不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长途汽车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迹，她说她又另有所爱，要离婚。丈夫来抓奸，未抓着，吓唬她要去党支部告她，要斗她作风败坏。两人打起来，她用碗砸过去把他砸伤。

    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一回比一回疯狂，不吸取教训，也不听我的话。大姐一把拉住我，对母亲说：全是你，你自己是个坏母亲，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们俩人争吵的话，好象跟我有关，但刚开始吵，二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再接着吵。

    我楞着在门外，父亲走了出来，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边。他那时眼睛在阴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驶下去，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

    2

    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后，我正在整理书包，历史老师走进教室。我们一起下楼梯，走到空旷处，他未提二天前失约让我久等的事。仿佛没有这件事，自然也谈不上道歉。他只是问了问我复习功课的事，受伤害的感觉重新在我的心里翻起，我转身快步走开。

    他叫住我。“有事对你说。”

    我停了下来。一停下来，我就后悔，我不该如此轻易就向他让步。但我已经停下了，没法再走开。

    他说很抱歉那天让我空等。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他去谈话，说他家里常有聚会，公安局不相信他们是在读书，认为是在组织反动集团，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校方面对此事很害怕，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训话结束后，他赶去约会地点找我，我已不在。此后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尘土直喷到脸上，我们也未躲，各自心里搁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

    “看来我们得吃点东西。”他不由分说，把我带进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子，三张桌子都空着，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后。坐着等菜时，他问，“怎么啦，还在生气？”

    我说：“开除回家，你怎么办？”

    “重新当工人呗，”他笑笑说。“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两碗绿豆稀饭，一碟泡菜，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他又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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