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

    那天我在关茅厮看见人吐蛔虫时，突然失去了便意，轮到我，我却走开了，排队的人稀奇地看着我。

    后来我的嘴里也冒出过蛔虫，见过一次这种事，身临其境就不那么恐怖。我没晕倒，但反应依然不太对劲：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豆，那些红豆子煮烂后，吃起来很粉，易饱。刚走到天井，豆子扒进嘴里，还未咀嚼，便哇地一声从嘴里钻出蛔虫，整整一尺长灰白色肉虫子，掉在地上还在蠕动。我未尖叫，而是把手中的碗当球一样，朝上抛去，用劲太足，碗竟搁在瓦檐上，豆子从半空坠落下来。地面的青苔上洒了乌红的一颗颗豆子。我闭上眼睛，泪水夺眶而出，不顾一切地猛踩那在地上甩动的蛔虫。

    这件事，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一件本是很痛苦的事，被我的动作弄成魔术表演，大半滑稽小半可怕。

    父亲带我去石桥的药铺抓了三副药。父亲说，中药好，中药没副作用。乌梅，川楝子，槟榔片，木香，川椒，干姜，大黄等等一大串奇奇怪怪的名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入盛了水的瓦罐里，微火熬。熬好的汤药，我盛了一碗又一碗，狠着劲往肚子里灌。要是母亲在家多好，一星期才能见到她一次，以前我无所谓，这一天才觉得非常想念她。

    当天晚上，我的肚子就气鼓气胀，象有妖精闹腾开了。

    我拔腿往院门外跑。

    别去厕所，父亲叫住我。待我进屋后，不等我闩门，父亲在外面把门反扣了。他在堂屋坐着，把守着门，不让我的姐姐哥哥和邻居们闯入。

    3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之际，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作肥料。

    “倒桶了！”担着大木桶的农民，天热下雨，头上都一顶旧草帽。他一声吆喝，整条街的人都从自家门后、床下、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马桶和夜壶，小心翼翼，象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倒尿罐是我的任务。往收粪便的木桶里倒完后，用淘菜水、洗衣水和竹涮子涮干净，再捧回家。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下坡，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

    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雨后路全是泥水，溜滑，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屎尿泼了我一身，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我爬了起来，赶紧奔回家，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上。再扫进簸箕，倒进粪坑。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还不够用，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不管有多远，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

    每次闯下这种烂祸，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还有父母，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阶上，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

    或许他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提醒我，做错事就得挨罚。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他们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下霉雨天。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学校已敲过头遍上课钟声了。

    我手吊着书包带子，怯生生说，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放学后，我已被留下来两次。

    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坐在了床头，看着我说：“好象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

    “那是上一学期，”我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要钱是我永远也学不会的，哪怕向父母要钱。

    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发作似地斥道：“有你口饭吃就得了，你还想读书？我们穷，捱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没这个钱。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

    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她不是不肯拿，而是要折磨我一番，要我记住这恩典。母亲对姐姐哥哥们，就和我不一样，最多让他们要二三次便给了，不象对我。母亲对我不是有气，而是有恨，我对她说：“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身体蹲在门槛边，咬住牙齿，生怕眼泪掉下来。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那目光冷极。我扔了书包，出房门，穿过堂屋阴暗的光线，我的心在嚎叫：我不想活，这个家根本就不要我！

    楼梯在我脚下吱嘎响。我没有抓扶手，而是三步并二步地奔上阁楼。

    我站在布帘前的床边，摸出四姐枕下一面小圆镜，举起来照自己。如同每次梳头后的动作，可这个清晨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