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窄窄的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急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楞楞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神神经经？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钉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象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必将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感觉。此事本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而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就象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蜒。每次这目光都能躲开我：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象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

    2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象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二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象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处处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二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偏偏房，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糊糊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它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集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50年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五十年代初的大清洗、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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