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火车站候车室里的凳子一模一样，如果不是同一个木匠制造了它们，就是这家发廊的主人去候车室把它偷来。发廊里陈设着一把有踏脚板、螺丝牙的理发专用椅子，黑色的皮革上裂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好像被人划了一刀。椅子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镜片。水银漶散，镜面模糊不清。在镜子下面的狭窄搁板上，紧密地排列着各色的洗发水、定发胶，还有摩丝，对，是叫摩丝。还有一把电动的推子，悬挂在墙壁上一个生锈的大钉子上；还有几十张潮湿的彩色图片——上面印着发型摩登的男女青年——有的紧贴着墙壁，有的边缘翘起，随时都会脱落。地面是用红色的方砖铺就，但黑发楂子白发楂子灰白发楂子和人脚带进来的泥巴使方砖改变了颜色。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古怪的、说香但不是真香、说臭也不是真臭的刺鼻气味，我鼻孔发痒，连打了三个响亮的喷嚏。似乎是受到了我的感染，妹妹也连打了三个喷嚏。妹妹打喷嚏时小鼻子小眼挤到一起，模样滑稽可爱。她眨巴着眼睛问：

    quot;爹爹，是谁在想我？是俺娘吗？quot;

    quot;是的，quot;父亲说，quot;是她。quot;

    姚七的表情变得比较严肃起来，但依然保持着一脚门外一脚门里的二尾子姿态，颇有几分庄严地对父亲说：

    quot;老罗，你回来了就好了，过几天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quot;

    随着姚七身影的消失，发廊的门自动地合上了。清新的雪后空气被隔绝在外，使屋子里的龌龊气息更加浓重。我和妹妹比赛似的打了一串喷嚏之后，才渐渐地适应了发廊里的气味。发廊的主人不在，但分明她刚刚离开，因为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在发廊内的一角，竖着一个半球形的装置，仿佛是我在城里见到过的电话亭。一个身穿紫红上衣的女人端坐在那装置下面，挺直了脖子，将一个夹满了花花绿绿小夹子的脑袋，举到那个半球形里，那模样三分像一个宇宙飞行员，三分像一个过年时在大街上扭秧歌的大头娃娃，三分像皮豆的娘。其实她就是皮豆的娘，因为皮豆的爹是屠夫大耳朵，所以皮豆的娘也就是屠夫大耳朵的老婆。还有一分不像皮豆的娘，因为好久不见，皮豆的娘腮帮子鼓凸出来，仿佛口腔里塞着两个肉丸子。皮豆的娘原先是两道扫帚眉毛，像丧门神一样，但现在她把扫帚眉毛彻底拔光，画上了一道半青半红的细眉，活像两条吃芝麻叶的虫子。这家伙端坐在那里，双手捧着一本画册，送出去老远，显然是花了眼。她从我们进门后就没抬眼，好像贵夫人不理睬叫花子那样，摆出一副矫揉造作的高傲姿态。呸！你这个满身囊肉、自命不凡的臭娘们，再怎么收拾，即便你把头上的毛都拔了，即便你把脸上的皮都剥了，即便你的嘴上涂上比猪血还要红的颜色，你还是皮豆的娘屠户的老婆！你不理睬我们，我们更不理睬你！我偷眼看看父亲，父亲的神情是冷漠的，但更是清高的，像万里无云的天空一样清高，像少林寺里的当家和尚一样清高，像鸡群里的丹顶鹤一样清高，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清高……那张理发专用椅子空闲着，一件白色的大披巾搭在椅子背上，披巾上污迹斑斑，沾满了细小的头发楂子。看到头发楂子我的脖子不由地刺痒起来。想到这些头发楂子很可能就是皮豆娘的，我的刺痒更加强烈了。

    我从小就护头，这事我爹也知道。护头的原因就是因为每次剃头后，那些细小的发楂子让我浑身刺痒，比生了虱子还要难受。在我有限的生命时间里，理发的次数屈指可数。自从父亲走后，我们家里不但有了理发推子，还有了理发专用的剪子，还有了一把双箭牌的刮脸刀子。这几乎全了套的理发工具的来历，自然也是我们当破烂收来的。母亲在父亲走后，为了省钱，也省人情——邻居家四葵哥哥理发技术就很好，但母亲不愿意去求他——就用这些生了锈的家什，在我的头上大动干戈，每次都把我修理得叫苦连天……

    大和尚，我就把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一次剃头的情形说给您听听——也许稍有夸张——母亲在威逼利诱都无效的情况下，为了让我剃一个新头好过年，竟然把我捆绑在椅子上。这家伙在父亲走后，锻炼出了一副钢筋铁骨，手爪子上的劲头尤其大，我使出了千斤坠，使出了驴打滚，使出了狗钻裆，全都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被她捆在了椅子上。在挣扎搏斗的过程中，我似乎在她的手脖子上啃了一口，牙齿上还残留着焦糊胶皮的味道。事实证明我的确咬了她一口。她大概也是把我捆绑完毕之后才发现我咬了她一口。她用右手托着左手，端详着手脖子上那两个流血的洞眼和那十几个青紫的牙印，悲伤的表情渐渐地笼罩了她的脸。我的心中有几丝歉疚，几丝胆怯，但更多地是幸灾乐祸的快意。我听到她的喉咙里又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随即就有两行黄色的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大声号哭着，伪装出根本就没发现她手上的伤、也没发现她的悲伤的样子。我不知道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但我知道决没有我的好果子吃。果然，她的眼睛不流泪了，脸上的悲伤表情也消散了。她冷笑着骂道：杂种，好啊你这个小杂种！竟然敢咬我，竟然敢咬你的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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