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吕氏面前，侧脸问母亲：你婆婆姓什么？母亲摇摇头。姚四用笔杆敲打着簿子说：姓吕！上官吕氏——苟三喊着，俯下身去，察看着她的身体。怪了，没伤，他嘟哝着，拨了拨上官吕氏白发苍苍的头。从她的嘴里，发出一声细弱的呻吟。苟三猛地直起腰，目瞪口呆，连连倒退，嘴巴笨拙地说：乍……乍尸了……上官吕氏慢慢地睁开眼睛，像初生婴儿，眼神散漫，没有目标。母亲喊：娘啊！母亲把我和八姐塞到两个姐姐怀里，往祖母身边跑了两步，但突然煞住了脚步。母亲感觉到，祖母的目光有了焦点。焦点在我身上，我在大姐的怀里。司马亭说：弟妹，老婶子是回光返照，看这样子，她是想看孩子，是男孩吧？祖母的目光弄得我很不舒服，我哭了。司马亭说：把孙子给她看看，好让她放心地走路。母亲从大姐怀里接过我，跪下，膝行到祖母身边，把我托到她眼睛上方，哭着说：娘啊，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了这一步啊……在我的屁股下面，上官吕氏的眼睛里突然放射出熠熠的光华。她的腹部隆隆响了几声，便有一股恶臭散发出来。完了，撒了气了，这下是真完了，司马亭说。母亲抱着我站起来，当着许多男人的面，掀起衣襟，把一只乳头塞到我嘴里，沉甸甸的乳房覆盖着我的脸，我停止哭泣。司马亭镇长宣布：上官吕氏，上官福禄之妻，上官寿喜之母，因夫死子亡，痛断肠子而死。行啦。抬出去吧！

    几个收尸队员提着铁抓钩过来，刚要往上官吕氏身上抡钩子，她却像一只老龟一样，慢吞吞地爬起来。阳光照耀着她肿胀的大脸，像柠檬，像年糕。她冷冷地笑着，背倚墙壁坐定，像一座稳重的小山。

    司马亭说：老婶子，你真是大命的。

    镇长的随从们，每人都把一条喷过烧酒的羊肚子毛巾捂在嘴上，借以抵挡着尸体的味道。他们抬进来一扇门板，门板上还残留着字迹模糊的对联。四个闲汉——他们现在是镇公所的收尸队员——匆匆忙忙地用铁抓钩钩住了上官福禄的四肢，把他扔在门板上。两个闲汉，一前一后抬起门板，往大门外走去。上官福禄的一只胳膊，垂在门板下，好像一只钟摆悠来晃去。把门口那个老太太拉开点！抬门板的一个闲汉大喊着。两个闲汉跑到前边去。这是孙大姑，小炉匠的老婆！她怎么会死在这里呢？有人在胡同里大声议论着。先把她抬到车上去吧。胡同里一片吵嚷声。

    门板平放在上官寿喜身边了。他保持着临死前的姿势，那对着苍天呼吁的腔子里，冒出一串串的透明的气泡，仿佛里边藏着一窝螃蟹。收尸队员们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其中一个说：嗨，就这样弄上去吧。说着他就举起了铁钩子。

    母亲高喊着：别用钩子钩他呀！母亲把我塞到大姐怀里，嚎哭着扑到她丈夫的没头尸首边。她试试探探地想去捡起那颗头颅，但她的手指刚触到那东西，即刻便缩了回来。大嫂，算了吧，难道你还能把他的头安上？你到车上看看去吧，有的被狗吃得只剩下一条腿，他这样算好的了！因为嘴巴捂着毛巾，那闲汉瓮声瓮气地说，闪开吧，你们都背过头去别看。他粗野地拖起母亲，把她和姐姐们推到一起。他又一次提醒我们：都闭上眼！

    等母亲和姐姐们睁开眼时，院子里的尸首已经全部拖了出去。

    我们跟着叠满尸首的马车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三匹马，就像头天上午我大姐看到的那样：一匹杏黄，一匹枣红，一匹葱绿。它们垂头丧气，身上色彩黯淡。那匹拉梢儿的杏黄马瘸了一条腿，一走一探头。车夫拖着鞭子，手扶着辕杆。它头上两边是黑毛，中间是一道白毛，像一只老山雀。在大街两侧，十几条狗红着眼睛盯着车上的尸首。马车后边的散漫烟尘里，跟随着死难者的家属。

    在我们身后，是司马亭镇长和他的随从们。他们有的扛着铁锹，有的提着铁抓钩，有一位扛着一根顶端拴着一束红布条的长竿。司马亭提着铜锣，每走几十步就敲一下。锣声一响，死难者家属便齐声嚎哭。她们哭得都很不情愿似的，锣声的袅袅余音刚刚消逝，哭声也就停止。好像不是为亲人痛哭，而是为了完成镇长派给的任务。

    就这样，我们跟随着马车，断断续续地哭着，路过了钟楼坍塌的教堂，路过了五年前司马亭和他的弟弟司马库试验风力磨面的大磨坊。十几台破旧的风车还矗立在磨坊上空嘎嘎啦啦响着。我们把二十年前日本商人三船饭郎创办的美棉引种株式会社旧址丢在大街的右侧，把高密县长牛腾霄动员妇女放脚时的演讲台丢在司马家的打谷场上。最后，马车沿着墨水河边的道路左拐，进入了一直延伸到沼泽地的平坦原野。阵阵潮湿的南风，吹来了腐败的气息。蛤蟆在路边的沟渠里、在河边浅水里，瓮声瓮气地叫着，成群的肥大蝌蚪，改变了河水的颜色。

    进入原野之后，马车骤然加快了速度。赶车的“老山雀”鞭打着梢马，连瘸了腿的那匹也不放过。道路崎岖不平，马车颠簸得很厉害，车上的尸首散发出臭味，车厢的板缝里，渗出了液体。哭声完全停止，死难者家属都用衣袖掩住嘴巴和鼻孔。司马亭带着他的随从，从我们身边挤过去，跑到了马车的前头。他们都弯着腰向前疾跑，把我们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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