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扑通一声便跪在了炕前。

    “可惜，又是一个死胎。”孙大姑悠悠地说。

    上官吕氏一阵头晕目眩，脑袋撞在了炕沿上。她手扶着炕沿，困难地站起来。看一眼脸色像石灰一样的儿媳妇，她痛苦地呻吟着，走出了产房。

    院子里一片死亡。儿子双膝跪地，长长的血脖子戳在地上，鲜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溪在地上流淌，那颗保留着惊恐表情的头颅端端正正地立在他的身体前边。

    丈夫嘴啃着砖甬路，一只胳膊压在腹下，另一只胳膊向前平伸着，后脑勺上裂开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大口子，一些白白红红的东西，溅在甬路上。马洛亚牧师跪在地上，手指划着胸脯，吐出一串一串的洋人话语。两匹高头大马驮着鞍子，正在嘶咬着圈花生的秫秸箔子，那头母驴带着它的骡驹，瑟缩在墙角。小骡子的脑袋，藏在母驴的胯下，秃秃的小尾巴，蛇一样扭动着。两个穿酱黄衣服的日本人，一个用手绢擦试着军刀，一个挥刀劈断秫秸箔子，上官家去年囤积、准备着今年夏天大发利市的一千斤花生，哗哗啦啦地淌了满地。两匹高头大马垂下头，嘎嘎嘣嘣地咀嚼着花生，愉快地摇摆着它们华美的大尾巴。

    上官吕氏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她想往前跑，去救护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但她胖大的身体却像墙壁一样沉重地向后倒去。

    孙大姑绕过上官吕氏的身体，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向上官家的大门。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眉毛粗短的日本兵扔掉擦刀的手绢，身体僵硬地跳到她的面前，举起雪亮的马刀，直指她的心窝。日本人嘴里叽哩咕噜，一脸粗野的神情。她静静地看着这个日本兵，脸上甚至挂着一丝嘲弄的笑容。孙大姑退一步，日本兵逼一步。孙大姑后退两步，日本兵进逼两步。他的雪亮的刀尖始终抵在孙大姑的胸脯上。日本兵得寸进尺，孙大姑不耐烦地抬手把他的刀拨到一边，然后一个优美得近乎荒唐的小飞脚，踢中了日本兵的手腕。马刀落地。孙大姑纵身上前，扇了日本兵一个耳光。日本兵捂着脸哇哇地怪叫。另一个日本兵持刀扑上来，一道刀光，直取孙大姑的脑袋。孙大姑轻盈地一转身，便捏住了日本兵的手脖子。她抖抖他的手，那柄刀也落在地上。她抬手又批了这位日本兵一个耳刮子，看起来她打得并不用力，但日本兵的半边脸顿时肿胀起来。

    孙大姑头也不回地走向大门。日本兵端起马枪搂了火。她身子往上挺了挺，然后栽倒在上官家的穿堂里。

    中午时分，成群的日本兵涌进上官家的院子。马兵们从厢房里找了一个笸箩，把花生端到胡同里，喂他们疲惫不堪的马匹。两个日本兵押走了马洛亚牧师。一个白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的日本军医跟随着他的长官，走进上官鲁氏的房间。军医皱着眉头打开药包，戴上乳胶手套，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他倒提着男婴，拍打着他的后心，一直打得他发出病猫般的沙哑哭声，才把他放下。然后他又提起女婴，呱唧呱唧地拍打着，一直把她打活。军医用碘酒涂抹了他们的脐带，并用洁白的纱布把他们拦腰捆扎起来。最后，他给上官鲁氏打了两针止血药。在日本军医救治产妇和婴儿的过程中，一位日军战地记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拍照。一个月后，这些照片做为中日亲善的证明，刊登在日本国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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