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本子，斜对面的周志明却偏偏开口了。

    “我有个不同意见，能说吗？”

    “说吧，畅所欲言嘛。”乔部长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分明露出些意外的神情。

    周志明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我有点儿糊涂了，施季虹诬告卢援朝，情节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了，在这之前，她还多次向冯汉章提供我们军工生产的机密情报，还有盗窃江一明住宅这件事，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查实，但她的嫌疑最大，就是不算这件事，不也足以构成反革命间谍罪了吗？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给个行政处分呢？我看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轻得……有点儿没道理。”

    这一席话，把屋里的空气弄得有些紧张，严君偷偷看了一眼乔部长，见他还把手捂在茶杯上，脸上似笑非笑的。

    “怎么，你认为施季虹是反革命，是吗？”

    “她的犯罪性质当然是反革命的。”

    “啊——嘿嘿，”乔部长淡淡地笑了两声，“不能那么说吧，过去在‘四人帮’时期，只要犯了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什么反革命小偷犯、反革命强奸犯，多得很哟。现在我们要给人戴这顶帽子，可不能那样简单喽。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含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是要正式写进《刑法典》里去的。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啊——，比如说，一个人干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套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管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按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具体地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季虹的供词我看了，她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她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她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道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

    乔部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严君本来是下决心站出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部长讲得似乎也很有道理，她心里有点儿拿不准了。只听乔部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她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配器件的进货数量，当然喽，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露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援朝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恶果，所以也应该按照‘未遂’从轻处理，你的意见呢，老纪？”

    纪真点头说：“我同意乔部长的意见，按乔部长刚才的分析，劳教三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

    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头儿，踌躇地问道：“乔部长，对施季虹劳教三年的处理，市委政法部是不是已经做了正式决定？”

    乔仰山说：“政法部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具体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

    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

    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有人探进个头来，轻声说道：“大门口有人找周志明。”

    “哪儿来的？”周志明抬头问。

    “自新河农场的，姓丁。”

    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纪真，纪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

    “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三年的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

    “好，”纪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

    周志明出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纪真问道：“这年轻人叫什么？”

    “周志明。”

    “啊，果然是他。”

    “乔部长知道他？”

    “噢，前几天我们找施季虹的母亲谈话的时候，她反映她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呃——”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种场合是不便具体加以说明的，话头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季虹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了，因为施季虹曾反对过她妹妹和周志明的恋爱关系。老纪，这种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

    “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

    “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爱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个人的好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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