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她把字条慢慢地在手里揉成一个团。也许只有她才能体会出母亲在字条里那种既严厉又体贴的心情，她心里一时乱了方寸。明天还走不走呢？要不要照母亲说的那样先跟组织上去谈，或者干脆直接去法院认错？她想了半天，最后拿定主意还是先去北京，她觉得这样既可以得到充裕的时间来琢磨退身之计，而且在不得已时还可以先跟在北京开会的父亲谈一次。她想起父亲，惶惶然的心绪稍稍安定了些，父亲是南州市政法机关的总头儿，只要他脑子里还有一丝父女之情的顾念，就绝不会过分追究。一向，父亲是最爱她的，他若是脸色好一点儿，下面那些人当然就会网开一面。何况她只要一口咬定诬告卢援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甩掉一个爱情上的包袱，就是说到哪儿也无非是个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既然没造成什么后果，大不了就是把她拘留几天，来个处分罢了。她呢，顶多臭上半年，上不了台，不给派角色。可这没什么，既走到了这一步，倒霉也是该着的，时间总会磨掉一切，厚今薄古是人的一种本性，就算是天大的丑事，一旦成了历史，就会被人看得淡淡的，别说她了，就连蒋介石、日本战犯，人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咬牙切齿了。对了，要问起从援朝家搜出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来个“一问三不知，佛也怪不得”，只要和冯汉章的关系不被人知，是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有利的家庭地位安渡难关的。

    想起冯汉章，她心里不由烧起一把无名火来，他要她办这件事的时候，是那么踌躇满志，说得是那么万无一失，可现在怎么样呢？差不多把她的前程全葬送了。主意是他出的，可出主意的却在北京高级饭店的席梦思床上睡得正香，留下她这个帮忙的提心吊胆地在这儿熬日子，真是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份窝囊。她想好了，这次到北京，一定先设法找到他，摊开来谈，要么他实现那个帮她出国留学的许诺，要么大家都别舒服了，要让他知道，逼急了，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越想越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北京去，这一夜她没有睡着，睁着眼胡思乱想熬到天亮。为了避免跟母亲和妹妹打照面，她还没等窗户上露出青色就匆匆爬起来，简单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明她有急事要去北京出差，仍旧压在台灯座下，然后悄悄离开家门。

    早上七点半钟，南州至北京的直快客车徐徐驶出熙熙攘攘的站台。她坐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当列车快要驶出市区的时候，透过明净的车窗，她的视线向远处伸展出去，在地平线上，９４１厂的灰色围墙绵延西向，围墙上“注意防火”几个硕大的红字在冬天的晨雾中依稀可辨。她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卢援朝，他今天大概能回厂上班了吧？这一瞬间她禁不住回想起过去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想起他的种种好处，一股歉疚感蓦地浮了上来。凭良心，她知道自己是太无情了，太有负于他，而他对她却一向宽容忍让，当她在一年前正和冯汉章搞得火热的时候，就看出卢援朝醋意十足，这本来也是难怪，人非草木，何况他在这方面又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大吵大闹的公开干涉，这使得她甚至还曾经产生过一种感动的心情。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大概，卢援朝为了能当上市委政法书记的乘龙快婿，宁愿对她的风流韵事睁一眼闭一眼……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是爱她的。

    车厢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广播员十分做作的声音，“各位旅客，列车七点四十五分到达西郊车站，请下车的……”她侧着头听了一会儿，等思绪又慢慢飘回来的时候，似乎已经从刚才短瞬的良心发现中解脱出来。她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为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连自己的爱人都得牺牲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人兽同源，在生存竞争面前，谁也难保不带着一点兽性，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啊。

    列车的速度渐渐减慢下来，西郊车站快到了。这时候，一个扎小辫儿的女乘务员走过来，对着她打量了一下，又看了看她座位上的号码，问道：

    “你是南州歌剧院的施季虹同志吗？”

    “是啊。”她困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

    “软席车厢一位乘客请你去。”

    她先是有些意外，但马上想到可能是市里哪一位她父亲的部下从剧院里知道和她同车，特地想照顾她一下。于是便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跟随乘务员向软席走去。

    软席车厢位于餐车的后面，当她尾随着乘务员穿过一条细细的过道走进很空的餐车的时候，一个身材宽大的中年人迎面拦住她的去路。

    “是施季虹吗？”

    听声音很不客气，她对那人打量了一下，突然认出他就是在公安局第二次听她检举卢援朝时在场的一个，脸上顿时变了色，吃吃地答道：

    “是，是我。”

    那人向她递过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白纸，说：“你看这个。”

    白纸上眉头横写的三个黑体字赫然撞进她的眼睛——逮捕证！

    她张大了嘴想叫喊，喉咙里一阵战栗，声音却全被从心底里升上来的一股绝望的寒气凝结住，发不出来。她的两腿一软，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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